在第11章中我们看到，形式推理需要根据仅有的已知信息，即前提而得出结论。许多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认为，这样的加工过程是那些更常发生的推理和思维的基础，诸如“人终有一死；苏格拉底是人；（因而）苏格拉底终归是要死的”这样的问题很基本因而也就相当容易解决了。
苏联心理学家列夫·维果茨基的学生A. R. Luria（1976）研究了居住在中亚的农民，其中一些有文化一些则没有受过教育，是怎样处理这样的言语三段论推理的。一些三段论的内容熟悉而实际，要求被试把一条熟悉的原则应用于一个新环境中。如这个例子：“棉花生长于炎热潮湿的地方。英格兰寒冷潮湿。棉花能在那儿生长吗？”另一个例子：“遥远的北极白雪覆盖，所有的熊都是白色的。诺娃亚·赞姆亚在遥远的北极。那儿的熊是什么颜色？”
对这些三段论的反应取决于农民的背景。没上过学的农民简单地拒绝应对这些问题，通常做出的反应如“我不知道；我看到过黑熊，没见过其他颜色的熊……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动物；如果该是白的，就是白的；该是黄的，就是黄的。”或是说“我怎么知道？”（Luria，1976，pp.109-110）。有一位调查对象是在偏远村庄居住了37年的文盲，他概括了这个问题：“我们一向只说我们看到的东西；我们不谈那些没见过的东西。”当实验者问道：“那我话的意思是什么？”并重复这个三段论时，村民回答：
嗯，可以这么说吧，我们的沙皇跟你们的不一样，你们的也跟我们的不一样。你的话只能由在你们那儿的人回答，如果不是你们那儿的人就不可能根据你的话来回答什么。（p.109）
Luria（1976）认为，没文化的村民面临三条局限。第一，他们难以接受与自身经历相抵触的大前提（即使是为了论证起见）。通常这样的假设他们不予考虑或根本就遗忘了。第二，没文化的村民拒绝把大前提（比如“遥远北极的熊都是白色的”）看成是真实普遍的。相反，他们会把这些陈述当作是某个人的独特经历的描述，常常在他们的推理中不予考虑。第三，那些缺少教育者往往不会将不同的前提看作一个问题的几部分，而是把所有的前提当作是一条条独立的信息。参加过文化课程的农民正好相反，他们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结论不是从自身知识中得出，而是从问题（前提）本身就得出正确的结论。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尽管采用的是颇为不同的前提，但这些村民的推理也是符合逻辑的。实际上，他们的论证是这样构建的：“如果我有黑熊的第一手知识，我就能回答这个问题；我没有第一手知识；因而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Cole和Scribner（1974）让利比里亚克佩勒部落成员做推理任务，报告了类似的结果。以下便是研究中的一个实例：
实验者
（当地克佩勒人）：一次，蜘蛛去参加一个宴会。在它吃任何东西之前先要回答这个问题：蜘蛛和黑鹿总是在一起吃东西。蜘蛛在吃，那么黑鹿在吃吗？
被试（村中老人）：它们是在灌木丛中吗？
实验者：是的。
被试：它们一起吃东西吗？
实验者：蜘蛛和黑鹿总是一起吃东西的，蜘蛛在吃，那么黑鹿在吃吗？
被试：但我不在场，怎么能叫我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实验者：你不能回答吗？即使你不在场，你也能回答这个问题。（重复问题）
被试：噢，噢，黑鹿在吃。
实验者：你说黑鹿在吃的理由是什么？(www.xing528.com)
被试：因为黑鹿总是成天在灌木丛中走来走去吃绿叶，而且，它休息一会儿就会又起来吃（p.162）。
请注意这段文字中的一些细节。首先，被试回避回答这个问题，他自认为缺乏个体知识或经验，因而无法知道答案。其次，他假定，只有基于个体直接知识才能回答问题。当实验者硬要他回答时，他做了答复，但只是基于他的知识而不是基于三段论的前提本身。用Henle（1962）的说法，被试“无法领会逻辑任务”（P.370），拒绝基于（或纯粹基于）实验者提供的前提来得出结论。
该研究中的其他被试在回避实验者给他们设定的任务时用了不同方法。有的引入了新前提，通常是那些结合被试个体知识的前提，为的是可以基于这类知识来得出结论并加以证明。Sylvia Scribner（Cole & Scribner，1974）的调查表明，被试似乎会曲解记忆中的三段论，忘记一些前提，并改动其他前提，如下例所示：
问题：首领的弟兄或者给首领一只山羊，或者给他一只鸡。首领的弟兄没有给首领山羊。他给首领鸡了吗？
被试：是的，我知道他给了。
（然后要求被试回忆这个问题）：首领的弟兄会给首领一只山羊。如果他没给首领山羊，就会给他一只鸡。
实验者：我问的问题是什么？
被试：你问我，首领的弟兄会给首领一只山羊吗？
实验者：（又读了一遍问题）
（要求被试回忆这个问题）：对的，那就是你告诉我的。首领的弟兄会给首领一只山羊，如果他没给他一只山羊，就会给他一只鸡。
实验者：我问你的问题是什么？
被试：你问我，首领的弟兄会给他一只山羊。如果他没给首领山羊，会给他一只鸡吗？（p.165）
注意这里被试没有复述出题目中的所有前提。在每次回忆中，他都漏掉了第二个前提，即首领的弟兄没有给首领一只山羊。没有这个前提，就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被试总是不能把问题记住。
显然的，没受过教育的人在进行三段论推理的一个困难在于，他们对于“留在问题界限之内”的无能为力或没有意愿（Cole & Scribner，1974，p.168）。这些人往往遗漏、添加或改变前提，以便可以通过个体知识来得出结论。值得指出的是，并不是只有没有受过教育的被试才会产生这样的错误。就像我们在第12章中看到的那样，年幼儿童在做推理任务时难以保持“在界限之内”。此外，改变、遗漏或添加三段论中的前提的倾向也在美国成人中存在，尤其是在处理难题时，Henle（1962）证明了这一点。这其实也表明，其他文化中人们推理的基本过程的确是相似的，对一种文化而言是困难的事情，对其他文化来说也是难题。这些数据同时揭示了学校教育或是读写能力可以改善人们形式推理的能力。之后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
然而，Nisbett及其同事的新近研究表明，并不是所有推理的跨文化差异都可以从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年限方面来解释。例如，韩国人比美国人在形式推理任务中具有更多的内容效应（Norenzayan，Choi & Nisbett，2002）。和更多借助于形式推理策略的欧美大学生相比，中国和韩国的大学生更多地使用推理的直觉策略（Norenzayan，Smith，Kim & Nisbett，2002）。Norenzayan和Nisbett（2000）认为，研究所发现推理能力的这个跨文化差异可能是（东亚）集体主义文化差异对信息分析过程的作用后果，这些之前已经讨论过了。Nisbett和Norenzayan（2002）认为对跨文化差异的部分解释可能源于工业化，也可能有一部分源于对抗性辩论、契约关系以及知识形式化的西方文化传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