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研究揭示的认知心理学洞见

迄今为止众多文献描述了在美国或欧洲的人（通常是成年人，但在有些情况下也包括儿童）其认知能力和过程。这些文献研究潜在的假定是，根据此类人群建立的认知模型和理论是普遍的，它们不仅适用于全世界所有人，也能对其表现和行为加以描述。然而，对其他文化人群进行的调查常常显示，这样的推定即便不是错误的，也是问题多多。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一部分此类研究，并考察它们对于认知研究的意义。

涉及跨文化研究，我们必然要讨论如下若干问题。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阐释文化（culture）这一术语的确切内涵。大部分人肯定都同意，印度乡村的居民与美国巴尔的摩城市中心的居民具有不同的文化。然而，新罕布什尔州的乡村居民与居住在洛杉矶市的人是否也经历着一种文化差异呢？Triandis（1996）提供了一份有说服力的论据，证明心理学家在研究中忽略文化因素的话也是会有相当的风险：

几乎所有的当代心理学理论及其实证依据都来自西方人群（如欧洲人、北美洲人、澳大利亚人等等）。然而，还有70%的人居住在非西方社会的文化背景中……如果心理学要成为一门通用学科，其理论和数据就应该从大多数人群中获取……如果当代心理学家致力于建立一种普遍的心理学，那么当今的心理学更应视为一种西方的本土心理学，它们只是普遍心理学中的一个特例而已。只有当这种本土心理学和心理学的普遍框架相结合，我们才能得到普遍意义上的心理学（p.407）。

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学者都已就文化的定义做过相当的讨论，但至今也没有得到广泛接受的明确答案。Cole和Scribner（1974）指出了文化所包含的一些要素：一门独特的语言；不同的风俗、习惯和着装方式；还有独特的信仰和哲学体系。其他进行跨文化研究的心理学家也检验出一些因素，比如说在不同类型任务中的表现或态度和信念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种族和社会阶层特点（L. G. Conway，Schaller，Tweed & Hallett，2001；Kagitibasi & Berry，1989；Segall，1986）。事实上，Segall（1984）认为，文化的概念只不过是一系列诸如语言、习俗等独立变量的集合。然而，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Rohner，1984）。

Triandis（1996）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称之为文化症候群的文化变量维度，可以用于心理学理论的建构中。所谓文化症候群是指“在一段特定历史时期中，在有界限的地理区域内，根据说某种特定语言的人们来确定主题，并围绕这一主题组织得到的共同态度、信仰、分类、自我界定、标准、角色界定和价值观的模式”（p.408）。表14-1给出了Triandis确定的一些文化症候群所包含的内容。

表14-1　文化症候群的例子

其最为根本的问题是：文化这一术语隐含着太多意味，简单地寻找出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个体间差异，再把这些差异归结于“文化”，简直就等于什么也没说（Atran，Medin & Ross，2005；Varnum，Grossman，Kitayama & Nisbett，2010）。与之相对，我们的目标其实在于“解开”这一术语，并试图确定文化所包含的哪些方面和维度造成了可见的这些差异。例如，计算技巧的差异可以归结于某个文化中数字运用的差异吗？在来自不同文化的实验对象中，知觉差异与被试所处地域的典型地貌有关吗？在文化中，是什么对人们获得、存储和加工信息的方式产生特别影响？

Bovet（1974）的研究通过比较阿尔及利亚和日内瓦儿童与成人在皮亚杰认知发展任务中的表现来对这些问题加以讨论。Bovet在阿尔及利亚被试中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结果模式，而她可以将这些模式与阿尔及利亚文化中的特定特征相联系。比如说，阿尔及利亚儿童在数量守恒方面有困难。Bovet（1974）推断，他们的这些困难反映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环境和风俗：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研究的特定环境中，饮食和厨房用具（碗、杯子、盘子）的形状和大小应有尽有，这样，要在这个维度进行比较就有点难度了。此外，进餐时每个人是从公用的大碗碟中各取所需，而不是让一个人和在座的每一位分享食物。因此，就没有了食物量比例大小的比较。最后，母亲不使用任何计量工具，而是凭直觉粗略估计“知道”该用多少东西，这样的态度可能会对儿童的态度产生影响。因此，儿童即使只是作为旁观者参与一些日常活动时，成人的思维方式可以经由这些活动影响儿童数量守恒概念的发展（p.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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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美国家庭用餐的场景和（2）另外一种文化中用餐的场景。根据Bovet（1974）的观点，即使是如餐桌这样的日常情景也能够影响诸如计量概念这样的特定认知加工。

Bovet（1974）宣称，文化的某些方面，包括物理的（饮食用具的形状和尺寸）和行为方面的（围绕食物分配的演练）导致并且限制了儿童原本很自然地对数量产生的假设和疑问。试将Bovet对阿尔及利亚文化中的相关描述与你印象中北美中产阶级文化中的同样场景进行一下对比：在美国，餐桌上每个人的杯子、勺子、盘子都是一样的；家长给每个孩子几乎同样分量的食物（或许因为孩子的年龄和身材大小的不同，食物分量会稍有不同）。这样一来，关于谁“吃得多”（比如，诱人的甜食）的争吵就很寻常了。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儿童关注数量与诸如容器形状等知觉表象之间的关系，当然是以一种潜在和微妙的方式。这种关注对儿童随后解决守恒问题十分有益。不过，这样的推断要经过更严密的测试验证之后才能确认。因为也有可能是文化中的其他方面引发了这样的结果。没有实证研究的检验，我们就不能下断言。

近来，社会心理学家Richard Nisbett和他的同事一直在调查东亚居民（如日本，中国，韩国）认知加工过程的差异，并将之与西欧、北美居民（主要是美国居民）的认知加工过程进行比较。这些研究者认为，东亚人加工信息通常更全面，更多地考虑情境，而西方人加工信息时更多侧重分析（Ji，Peng & Nisbett，2000；Miyamoto，Nisbett & Masuda，2006；Nisbett & Norenzayan，2002；Nisbett，Peng，Choi & Norenzayan，2001；Varnum et al.，2010）。

跨文化研究提出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习俗、信仰、胜任力和能力究竟具有文化相对性还是具有文化普遍性。声言认知过程具有文化相对性，就意味着承认特定文化有其特定的认知过程（Poortinga & Malpass，1986）。例如，形成层级组织范畴的能力（比如，贵宾犬是狗，狗是哺乳动物，哺乳动物是动物，动物是生物）对于某些文化中的人来说，可能比其他文化中的人要重要得多（Greenfield，2005）。对比之下，文化普遍论是指诸如人们都使用语言这样的全人类共通的现象。

这个问题的答案深刻影响着研究问题的结构方式。比方说，假定认知过程、能力或策略具有普遍性，那么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跨文化问题就很可能是关于各个文化因素究竟如何影响和塑造文化的。这里我们假设认知过程、能力或策略在各种文化中都存在，但某种文化（或文化中的某方面）可以促进、阻碍或是改变它们的表现方式。

与之相对，持文化相对论者，尤其是激进的文化相对论学者（Berry，1981，1984）不会认为认知过程、能力或策略在所有文化中都存在。而且这些学者并不将文化视为是几个独立因素的总和，而是认为文化是一种格式塔或完形，不能将其分解为小片。特定的概念、过程、能力之类因而只与特定的文化相关，也只在这些文化中才能发现它们。所以，由此提出的认知理论及其解释必然与所有文化（至少也是许多文化）不同。

跨文化研究者面临着许多方法论上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对于那些仅仅研究一种文化下情境的研究者来说（如第2章到第13章中描述的大部分研究）并不十分重要。回想一下心理学导论中指出的，真正的实验要做到：①把实验被试随机分配到实验条件中；②控制好实验处理方法（即控制自变量）；③控制其他混淆因素或事件。无论哪位实验者在设法实现这些控制时都会感到困难（有时候这样的控制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跨文化研究者在理论上就永远不可能实现第一条标准（因为无论从实际上还是从道德上来讲，人终究是不可能随机分配到某种文化中去的），而且事实上，研究者大概也永远不可能实现第二条或是第三条原则。尤其是对于有些任务而言，它们和某些文化的关系比另外一些文化更为密切，由此要选择出对不同文化中的人来说难度相同又同样熟悉，而且可以同样有效测量出所要研究的行为与能力的实验任务（比如记忆测验和问题解决测验）就近乎不可能了（Malpass & Poortinga，1986）。如果某一任务在特定文化中经常出现，生活在该文化中的被试在执行该任务时表现得比那些生活在对该任务不熟悉文化中的被试更为出色，可能是许多与认知能力不相关的其他因素造成。例如前者对该任务有更多实际操作的经验，觉得这项任务更加轻松，或是更乐于完成该任务等。以下我们会就这一方面给出具体的说明。

顺便说一下，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跨文化研究中的另一个问题是无法把对象随机分配到不同文化中去。性别差异、发展差异或其他个体差异的研究者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L. G. Conway et al.，2001）。有关被试的变量，诸如年龄、性别、文化、种族起源，都是研究人员无法指定的变量。这就使得实验结果的解释更加棘手。

开展跨文化研究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同一文化中的个体可能一点儿也不在意该文化的影响或者不会对这一影响做出评价（Kitayama，2002）。文化习俗，诸如日常工作、宗教仪式、习惯做法、衣着款式以及习气癖性等，可能既是心照不宣的，又是内隐的，即被该文化广泛接受，因而也常常被忽略，或认为不值得关注。就像Kitayama（2002）所说：“文化之于人类，正如水之于鱼”（p.90）。

在本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们会探讨在美国开展的跨文化研究传统。我们将特别关注人们在每天的认知任务中如何表现（而不是在实验室中，而且通常不是在学习任务上的表现）。一个重要问题将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在前几章中提到的那些认知理论和模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现实生活中的”认知呢？本章中回顾的许多研究表明，人们的表现通常具有情境敏感性，即表现会根据任务、指示语或其他环境特征的改变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