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亚杰的主要著作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但他在美国的声望却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初。Halford(1989)把20世纪60年代描述成皮亚杰理论在美国的黄金时期,当时许多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纷纷寻找合适的方法,试图运用这套理论来为不同年龄的儿童和青少年设置合适的教育课程。然而,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皮亚杰思想的热情开始消退,因为这时出现了许多与该理论推断不一致的研究(Gelman & Baillargeon,1983,and Halford,1989;Newcombe,2002,and D. Roth,Slone,& Dar,2000)。
许多研究者关心皮亚杰研究中的方法问题。皮亚杰对感知运动阶段认知发展的报告仅仅建立在对三个婴儿的观察之上,而且还都是他自己的孩子(P.H.Miller,2011)。因此,虽然以后的研究几乎重复了他报告过的所有现象,但皮亚杰的观察究竟受到偏见和过度解释的多大影响是很难说清楚的(Ginsburg & Opper,1988)。
在对较大儿童及成人的研究中,皮亚杰再次运用了临床法。他根据每个儿童的表现或解释调整任务或问题。虽然这种方法使用十分灵活,但同时也对研究的效度产生了威胁,尤其是实验者可能无意中潜在地向儿童提供了线索或引导性问题。
Siegel和Hodkin(1982)指出皮亚杰式任务中还存在其他方法上的问题。许多任务要求的似乎不仅仅是去理解所研究概念的能力。例如,在守恒任务中,儿童不仅要对经历不同转化的材料进行观察,然后做出正确判断,而且要小心解释他们的回答,有时还要抵御研究者提出的相反暗示。Siegel和Hodkin指出,当研究中用不同的刺激评估某个特定的认知能力而反复向一名儿童问同样问题时,这名儿童可能会改变自己的回答,因为儿童会以为成人之所以再一次问这个问题是因为自己之前答错了。一般而言,成人只会在回答错误而不是回答正确时重复他们的问题。(www.xing528.com)
其他研究者和理论家也对皮亚杰理论的一些方面提出了疑问。许多人认为支持认知发展存在不同阶段的证据不够强(Brainerd,1978;P. H. Miller,2011)。比如,一套严格的阶段理论解释要求所有与某一阶段有关的能力表现出显著的协同性,而这一推论得不到很好的支持(Halford,1989)。另外,许多经验研究显示,幼儿有许多皮亚杰理论难以解释的能力和知识。
不过,即使是最尖锐的批评者也承认皮亚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推崇皮亚杰理论的广泛性,以及皮亚杰在为揭示不同发展时期儿童思维重要特点时设置任务方面所表现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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