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中闪光灯记忆有不确信的证据

当2001年9月11日你得知纽约世贸中心遭受恐怖袭击时，你身处何方？我们很多人不仅能回忆起这一巨大的灾难性事件本身，而且还能记起当我们第一次获悉这一消息时身处何地，与谁在一起，以及正在干什么。比如：我当时正在所居住的小镇中的咖啡店“再见，蓝色星期一”排队；我刚刚做完头发，正在考虑那天要做些什么时，就听到了这则消息；我回到自己车内，急忙打开收音机，驾车回学校上网搜索；那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我边听收音机边上网，跟同事惊惧地交谈；那天晚上，我带8岁的儿子参加一项校内的纪念活动，这一天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Brown和Kulick（1977）创造了闪光灯记忆（flash-bulb memory）一词来描述这种现象。在你父母或其他亲戚的记忆中也有同样的情况。比如，他们都记得得知约翰·肯尼迪总统或马丁·路德·金遇刺时自己身处何地。最近一项研究报告了丹麦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对丹麦被侵略和解放的闪光灯记忆（Berntsen & Thomsen，2005）。由于这些事件具有历史意义重大和令人震惊的特点，对于大多数年纪足够大且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而言，能记住这些事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也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听到消息时周围环境的细节呢？一些学者认为，部分原因是我们听到这些消息时的生理反应：大脑中与情绪反应有关的部分被激活，而激活产生的认知效应导致大脑存储大量与主要信息不直接相关的信息（R. Brown & Kulick，1977）。例如，Pillemer（1984）发现，那些报告自己对里根总统险遭刺杀这一消息的情绪反应越是强烈的被试，就会表现出更为强烈和详细的闪光灯记忆。

Neisser（1982b）对闪光灯记忆的产生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人们总在寻找一种方法将他们自身与历史联系起来。闪光灯记忆的产生是由于历史事件引起了强烈的情绪体验，这些事件促使人们复述自己的故事，比如当听到这一消息时自己身处何处等。因此，闪光灯记忆是故事复述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会逐渐歪曲，就像巴特莱特（1932）研究中的被试复述“幽灵战争”时对故事的歪曲：人们对故事进行精细加工，查遗补缺，使其更接近于标准的故事格式。

史蒂芬·施密特（Stephen Schmidt，2004）提供了一项关于人们对“9·11”事件闪光灯记忆研究的结论。他所在大学（中田纳西州立大学）的本科生填写了相关问卷，问卷询问了被试在“9·11”事件发生后一天（2011年9月12日）时对事件的回忆。此外，在两个月后对学生进行重测研究。因此，施密特能够比较被试横跨两个月时长的回忆内容。几乎所有的被试都能够报告基本的“闪光灯”信息：是谁告诉他们“9·11”事件，他们第一次获悉这一消息时身处何地、与谁在一起，他们的穿着，那天的天气情况。被试在回答斯密特称之为“核心”问题（比如上述列表的前三项）时，表现出更大的一致性，而在“外围”问题（比如那天他们的穿着）上表现出更少的一致性。然而，与预期相反，施密特发现那些最初对“9·11”事件报告的情绪反应强度最强烈的被试随后表现出最为严重的记忆错误。有趣的是，Daniel Greenberg（2004）通过分析新闻报告认为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对“9·11”事件的闪光灯记忆中存在大量的不确信。另外，作为“9·11”事件发生之时的在位总统，布什的情绪反应强度非常强烈。

大多数年纪够长的人都能理解“9·11”事件发生时，他们身处何地、什么时候得到消息的记忆难以磨灭。

闪光灯记忆是否可与其他类型的记忆分属不同的种类呢？这一问题激起了热烈的讨论（N. J. Cohen，McCloskey & Wible，1990；McCloskey，Wible & Cohen，1988；Pillemer，1990）。例如，McCloskey等人发现一些闪光灯记忆很不精确，这类闪光灯记忆中的遗忘和扭曲，可在一般记忆的传统研究基础上找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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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ver（1993）报告了一项有关闪光灯记忆的及时性研究。1991年1月，Weaver请注册高级心理学课的学生详细回忆他们与室友（如果单独住宿的话，则与朋友）最近的一次会面。其中，特别要求学生尽量回忆聚会时“所有的周围环境”（并未要求学生回忆特定的某些事物）。Weaver希望借此比较形成日常聚会记忆的作用机制是否与闪光灯记忆相同。学生在与朋友或室友聚会后要求尽可能快地就聚会填写一份事先密封的问卷。

碰巧，正是那个晚上布什总统宣布了海湾战争中对伊拉克发动首轮攻击。尽管这在意料之中，因而并不十分令人惊讶，但毕竟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特别是对那些朋友或亲戚卷入其中的人而言。因此，这一事件很可能促使闪光灯记忆的形成。反应快速的Weaver编制了另一份问卷，让被试描述他们听到布什宣告时的记忆。学生们在两天后填写了第二份问卷。Weaver（1993）在1991年4月（事件最初发生3个月后）和1992年1月（事件发生1年后）对被试的两种记忆（轰炸伊拉克和会见室友或朋友）进行类似的问卷调查。

结果发现（以被试1991年1月和后续两次描述的相关程度测量）这两种记忆在精确性方面几乎没有差异。Weaver报告说两者的精确性都经历了“艾宾浩斯”式的下滑：3个月后精确性有所下降，但从第三个月到第十二个月变化相对较小。那么学生对自身记忆的确信度有什么不同呢？和会见朋友或室友的记忆相比，他们对轰炸波斯湾的记忆更为自信。然而，高的确信度并不保证高的精确性。

Weaver（1993）认为，“闪光”并不是形成闪光灯记忆所必需的：只要有记住特定的会面或事件的意图就足以确保对其形成记忆。他相信“闪光”仅仅影响我们对自己记忆的确信度，而且他认为闪光灯记忆的特别之处部分在于“对于这些记忆准确性的过度自信”（p.45）。尽管后一论断肯定会招致非议，但可能没有一位认知心理学家会对Weaver的另一结论持有异议：“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和趣味性，异常事件的闪光灯记忆仍将继续研究下去。它们罕见、独特而又普遍”（p.45）。然而，Weaver和其他一些研究者反对闪光灯记忆依赖于特殊记忆机制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