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宗教至世俗的传承演变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杜尔干曾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里说：在宗教信仰者的观念中，“整个世界被划分为两大领域，一个领域包括所有神圣的事物，另一个领域包括所有凡俗的事物”，“所有仪式也都具有这种（神圣）性质：事实上如果仪式不具有一定程度的神圣性，它就不可能存在。”[27]民间在演唱宝卷时，须聚众举办一定的仪式，然后由专人依照宝卷文本内容有说有唱地“照本宣科”，在场听众通常也在指定的段落处随声应和，故而演唱宝卷也叫“宣卷”　（河西民间称为“念卷”）。有学者认为，这种以宗教故事、民间信仰及劝善主题为内容的宝卷文本，是唐代佛教寺院中“俗讲”经文（或即“变文”）的嫡传，也承续了宋代勾栏瓦舍中僧侣“讲经”的传统，[28]在河西地区的广大农村，人们将宝卷文本视为镇妖避邪之物，认为“家藏一宝卷，百事无禁忌”之说，因此，抄录和收藏宝卷成了当地民间普遍信奉的一种习俗。由于收藏宝卷主要是为了念唱宝卷之用，当地人又将“念卷”活动看做一种“立言、立德、立品”的善德之举，所以他们认为念卷活动有特殊功效：既可以保佑人们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可以惩恶扬善、伸张正义，还能让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信仰习俗和教化观念，当地人家如遇儿女不孝、媳妇不贤、家事不顺、人丁不旺等问题，都要通过念卷活动来禳解或开导，具有深厚的宗教色彩。

从来源及其讲唱的表演形式来看，宝卷这种民间说唱艺术并非单纯的艺术形式，而是附着在民间信仰之上的一种宗教仪式，具有一定的神圣性。但是，河西的这类念卷并非纯宗教活动，完全是自发性的群众活动，念卷先生也是群众中的一员，是群众活动的参与者。除此之外，念卷先生不仅仅要诵唱宝卷，还要借念卷机会传播文化知识、评判是非曲直，实现宝卷教育感化听众的目的。“听卷人”也不只是旁听者，他们在听卷的同时也要“接卷”，这种随声应和活动使听众从单纯的接受者变成了活动的参与者，使他们从宝卷文本的内容到说唱活动的审美，都得到了参与式的体验，使得这种神圣的宗教宣讲活动，变成了集宗教、教化、审美和娱乐于一身的群众性文化活动。

被戈壁沙漠封闭着的河西地区，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天灾人祸又接连不断，这给河西宝卷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作为河西人民的精神寄托和文化娱乐，历经数百年而不衰。但是，近几年来，随着现代文明的入侵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念卷活动大大减少，即使举行宣卷活动，听众也大不如以前多了，河西宝卷大有被电视文化、网络文化替代的可能性。为了抢救和保护河西宝卷，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专家学者深入河西地区，对念卷活动和宝卷曲目进行了发掘和研究，也出了一批成果，如郭仪的《酒泉宝卷初探》、谭蝉雪的《浅论宝卷产生年代》、谢生保的《河西宝卷论谈》、金波的《独具魅力的河西宝卷》、段平的《河西民间宝卷的调查研究》和《河西宝卷的昨天和今天》等等。为了进一步落实保护和传承河西宝卷的工作，2006年，河西宝卷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经国家文化部确定，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的乔玉安为河西宝卷代表性传承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相信，随着人们对河西宝卷的认识和重视，河西宝卷会走出农村，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开出更为灿烂的艺术之花。

[1]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见郭绍虞、罗根泽主编的《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573页。

[2]王光庆：《伏羲女娲的故事》，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43页。

[3]王光庆：《伏羲女娲的故事》，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22页。

[4]乔建中：《花儿研究第一书——张亚雄和他的〈花儿集〉》，《音乐研究》，2004年第3期。

[5]都慧民：《感情浓烈撼人心肺的心灵之歌——河州型爱情花儿的内容及其特点》，《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

[6]雪犁，柯杨：《西北花儿精选》，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9页。

[7]朱仲禄：《爱情花儿》，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17页。

[8]雪犁，柯杨编：《西北花儿精选》，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7页。

[9]赵宗福：《花儿通论》，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8页。

[10]赵宗福：《花儿通论》，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8页。

[11]郗慧民：《西北花儿》，西北民族大学研究所资料，1984年1月，第11页。

[12]董克义：《河州型“花儿”的优美》，《中州今古》，2001年第5期。

[13]雪犁，柯杨编：《西北花儿精选》，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4页。(www.xing528.com)

[14]赵宗福：《花儿通论》，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9页。

[15]王沛：《河州花儿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9页。

[16]赵宗福：《花儿通论》，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8页。

[17]郗慧民：《西北花儿》，西北民族大学研究所资料，1984年1月，第122页。

[18]［美］艾瑞克·弗洛姆著，洪修平译：《精神分析与禅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

[19]《霍岭大战》下卷，第92页，转引自索代《析〈格萨尔王传〉的人物体系》，《西藏艺术研究》，1996年第2期。

[20]《霍岭大战》下卷，第127页，转引自索代《析〈格萨尔王传〉的人物体系》，《西藏艺术研究》，1996年第2期。

[21]《霍岭大战》下卷，第231页，转引自索代《析〈格萨尔王传〉的人物体系》，《西藏艺术研究》，1996年第2期。

[22]《霍岭大战》下卷，第217页，转引自索代《析〈格萨尔王传〉的人物体系》，《西藏艺术研究》，1996年第2期。

[23]索代：《析〈格萨尔王传〉的人物体系》，《西藏艺术研究》，1996年第2期。

[24]转引自马成富：《谈〈格萨尔〉史诗形成、流变及唱腔特点》，《西藏艺术研究》，1997年第1期。

[25]王兴先：《藏、土、裕固族〈格萨尔〉比较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

[26]金波：《独具魅力的河西宝卷》，《科技风》，2008年第12期。

[27]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转引自柳旭辉《娱乐的仪式——河西宝卷念唱活动的意义阐释》，《中国音乐学》，2012年第2期。

[28]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北京，作家出版社，1954年，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