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花儿之乡及保护基地

1．常含富有地方特色的口语词汇

甘肃方言中有许多朴素、生动的口语，这些词汇在汉语词典上查不到，甚至读起来也比较拗口，但它却能形象地表达某种意义，使花儿的语言呈现出独特的地方色彩。花儿歌词中口语词汇涉及到生活的各个层面：如表现穿着的“褐衫”、“汗褡”，表现居住的“上房”、“灶火”，反映交通工具的“朵驴儿”、“鞭杆”，反映日用品的“线插”、“火镰”等，都是花儿里常见的的词语。只有了解了这些方言，才能感受到花儿的乡土气息，对它产生亲切之感。如

十八的姑娘要出嫁，

配给了十岁的尕娃；

又受孽障者又挨打，

把我当长工者雇下。[14]

“尕”，读gǎ，是“小”的意思，是西北方言中常见的口头词汇之一。“孽障”，在佛教用语中指妨碍修行的罪恶；在旧社会，长辈骂不孝子孙为“孽障”，而这首民歌用的是甘肃临洮方言，是“可怜、窝囊”的意思。“者”，是甘肃方言中常见的一个虚词，有句中语气词和结构助词两种身份，其意义和语法作用比较灵活，要视具体语境而定，有时表停顿，有时表感叹，有时则起凑足音节的作用，没有实在意义。在这首民歌中，第三句中“者”是一个语气词，表示感叹，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啊”；第四句中的“者”是一个结构助词，起凑足音节的作用，既可以把它对译成普通话中的“的”，也可以不译。

2．喜用起兴和比喻修辞

起兴是民歌常用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花儿似乎用得更为普遍，几乎每首花儿都用起兴，到了一种无花儿不用起兴的地步。

姜太公无事者坐鱼（了）台，

刘皇爷他卖过草鞋；

阿哥们逃难者上门（呀）来，

尕妹妹拉捞是合该。[15]

姜太公，指姜子牙，生于公元前1156，死于公元前1017年，曾先后辅佐了六位周王，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商纣时，他寄居朝歌城南，为生活所迫，以卖笊篱、面粉、牛肉、酒及贩猪羊为生，均不顺利。刘皇爷，指刘备，三国时蜀国君主。刘备父亲早亡，少年时与母亲以织席贩履为业，生活非常艰苦。这首民歌把这两个曾经失意落魄过的历史名人放在一起作为“从体”来衬托“本体”的阿哥，以彼事引起此事，用来说明阿哥遭遇困难也像姜子牙和刘备遭遇困难一样，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起兴自然，用意明确，使简单的意思更富深意，且增强了歌者的说服力。

比喻，也是花儿常用的修辞方法之一，即以甲事物来比拟乙事物，使抽象的事物更加具体形象，把深奥的道理变得浅显易于理解。

财主好比是白眼狼，

把穷人当成了绵羊；(www.xing528.com)

吮血吃肉的扒肚肠，

穷人们活哈的孽障。[16]

人们一般用“白眼狼”来形容无情无义，心地凶狠的人；用“绵羊”来形容生性温顺的人。在这一首歌里，歌者把财主比作白眼狼，把穷人比作绵羊，生动描写了财主搜刮和剥削穷人时凶狠残忍的丑恶面目。

山高高不过太子山，

山连山，

九枝叶叶的牡丹；

若要我俩的婚姻散，

石头烂，

十二道黄河的水干。[17]

这是一首“海枯石烂心不变”的爱情誓言，但歌者却取身边事——石头和黄河作比，来说明了他们爱情的坚定程度，既形象生动又易于理解，还达到了掷地有声的艺术效果。

3.内容丰富多样

弗洛姆在探讨文化系统与心理反应的关系时说：“凡是与个体或群体生存有关的感觉都容易被觉察。但是，当涉及到更微妙的或更复杂的体验时，例如在清晨看到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花，上面有一颗露珠，当时空气还有一丝儿寒意，而太阳正在冉冉升起，一只鸟儿在尽情的欢唱——这样一种体验，在有些文化中是很容易被觉察到的（例如在日本）。但在现代西方文化中，同样的体验通常却没有被觉察，因为它还没有‘重要’或‘重大’到足以引起注意。微妙的情感体验是否被觉察，要依这种体验在一定的文化中被培养的程度而定。有许多情感体验，在某种语言中没有任何词语可以表达，而在另一种语言中则可能有非常丰富的词汇来表达这种感情。”[18]花儿就是用非常丰富的地方口头语言，描写了西北人民对生活的悉心体验和对情感的入微理解，所唱之事大到对包办婚姻的控诉、对统治阶级不劳而获的诅咒、对自由婚姻的向往，小到田间地头的休息、嬉戏、劳动竞赛、打猪草、看汽车，甚至是男女恋人因自由恋爱而挨打挨骂的事。既可以写离家游子之情，也可以写居家思妇之事；既可以是花前柳下谈情说爱，也可以是日落水涨打情骂俏。可以说，花儿无事不入歌，无情不入歌，无景不入歌，无人不入歌。

4．语言直白大胆

尽管花儿也用起兴、比喻、拟人等艺术手法，但语言并不婉曲晦涩，而是晓畅流利，明白易懂。首先，俗白的方言口语增加了花儿语言的直白流畅性，如“尕妹是肝花心是我，心离了肝花是不活”，“胡麻花开下的一片（呀）蓝，俊不过山里的牡丹；尕妹的跟儿里坐一（呀）天，喝一碗凉水者喜欢”等等。其次，感情的真挚大胆也使花儿的语言直白易于理解，如“心上的阿哥们出（啊）了门，尕刀子绞心者烂了”，“想你者眼睛里哭出个血”，　“痛烂了肝花想烂了心”，　“尕妹的名字喊三声，心打者腔子里破了”等等。

花儿作为一种民间文化事象，在长期封闭的社会状态下，在相对固定的人群中，以其特有的方式已经一代一代地传承了几百年，但是，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深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大量涌入城市，城市里的流行乐深深地影响了这些来自于大山深处的姑娘和小伙，他们不再愿意唱这种山歌，致使传承花儿的“土壤”快速流失。与此同时，全球文化一体化也拉开了序幕，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民间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演绎着前所未有的冲突。当自然的渐变被迅猛的突变所替代时，花儿世代沿袭的传承链条因承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力量而出现断裂，花儿正面临着自产生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生存危机。为了抢救和保护花儿，2004年8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和岷县“中国花儿之乡”的称号，和政县、康乐县分别为“中国花儿传承基地”和“中国花儿保护基地”。2006年，“莲花山花儿”和“松鸣岩花儿”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9月，甘肃花儿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和永靖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民歌考察采录地。随着社会对花儿传承的重视，花儿也慢慢走进了高校课堂，通过高校音乐课堂教学与民间演唱传承相结合的方式，将花儿这一宝贵文化遗产作为活态文本传承下来，走出一条花儿传承的新路，不仅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