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变异与稳定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民大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消费、传播并传承下来的文化事象，一旦它被创造出来，以后的每次消费、传播和传承活动，就都成了人民大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再创造，这个再创造意味着它必然要发生变化，出现多个“异本”，但这并不意味着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没有可供后人遵守的固定内容，所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有变异性又有稳定性。稳定性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产生，其主要内容，包括基本知识、经验和技术，仪式的程序以及展演者的行为规范都会被固定下来，成为后人遵循的标准。比如，中国古琴艺术，尽管由于地域风格和演奏者气质的不同，形成了川派、虞山派、广陵派、浙派、金陵派、中州派、闽派等多种流派，但不管是哪种流派都必须是一种以古琴演奏为主，以人唱或箫的合奏为辅的艺术表演形式，如果把古琴换成笛子、古筝等其他乐器，那么这种演奏形式就不再是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是流传于新疆各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十二木卡姆”和“刀郎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哈密木卡姆”的总称，但是不管是哪种形式都由十二部木卡姆组成，每一部又由大乃格曼（大曲）、达斯坦（叙事诗）和麦西热甫（民间歌舞）三大部分组成，含歌、乐曲20至30首，演出时间为2小时左右，是一种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如果脱离了这些规范，这种艺术也就不再成为木卡姆艺术。还有人人熟知的《感恩的动物负恩的人》这则民间故事。这则故事最早见于南朝梁代僧旻、宝唱等撰集的佛经故事集《经律异相》，是一则佛本生故事，主要讲佛陀善于理家，积财万贯，常以钱财普济众生，因救一鳖，预知洪水将至，可乘船逃难。一天，洪灾果然来临，他在驾船逃难的过程中先后救起一条蛇、一只狐狸和一个人。救起来的人恩将仇报设计将他陷入大牢，蛇和狐狸却帮助他转祸为福。这则故事最初来源于生活，因为生活中忘恩负义之人举不胜举，后来被佛教所利用，用来宣传“善恶各有所报”的佛家哲学。该故事传入中国后，以其完整的形态进入中国民间故事宝库，《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动物故事160型《感恩的动物负恩的人》就是这个故事。在20世纪80年代采录并编撰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江苏的《宝船》、福建的《只可救虫不可救人》、广西壮族的《渔夫和皇帝》、云南的《得玉崖》、四川的《复生珠》、甘肃的《宝珠》、山东的《陆不平和庞人踩》、辽宁满族的《兀向保与寒向保》、陕西的《金蟾壳》和《蒋恩不报反为仇》、宁夏回族的《蚂蚁虫拉倒泰山》和《王少爷与花牛牛》等，讲的故事和《感恩的动物负恩的人》大体相同，都可以看作它的异文。在这些异文中，尽管施救人、受救人的名字有所不同，所救起的动物也有所不同，如在甘肃的《宝珠》中施救人叫拴狗，受救人是个进京赶考的学生，被救的动物有蛤蟆、小花蛇和小黑猫，在陕西的《金蟾壳》中施救人是个秀才，被救人是“那人”，被救的动物有青蛇、蚂蚁、蜜蜂，甚至两个故事都没有洪水母题，但救动物和救人母题、受救人恩将仇报母题和受救动物报恩母题都始终没有变化。这些未变动的部分就是该故事的稳定成分，是该故事得以传承下去的根本，如果把这些内容变了，那么该故事就不再是《感恩的动物负恩的人》了。由此可见，稳定性是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成为它本身的根本，离开了这个根本，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不再是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变异性指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播传承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生命力，没有了变异，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成了一个僵死的“文本”。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民大众口耳相承的文化事象，口耳相承主要靠的是人的记忆，而这种记忆很难完全保持原貌，或是细枝末节被改动，或是把相关的内容糅合在一起，从而出现了不同的文本，如上文提到的《感恩的动物负恩的人》的变异。其次，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生态也是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生变异的主要因素。非物质文化遗产植根于人的生活，与人民群众生存的地理环境、时代风貌、民族情感、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因而各地方的地理风情，各时代的政治、宗教、文化、商业活动，各民族的民风民俗都会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变化。如中国民间四大传说之一的《牛郎织女故事》，在汉族中与“七夕”民俗相结合，在苗族中则与苗族过年时的踩铜鼓、跳芦丝、牛头山的传说联系了起来，这是典型的受民族风情影响的事例。《孟姜女故事》是四大民间传说中的另一则故事，通过考察，中国现代民俗家顾颉刚发现，孟姜女的原型是春秋时期的杞梁（也作“杞良”）妻。杞梁本来是杞国的战将，后来死于战争，国君准备在野外哀悼杞梁，但杞梁妻不同意这种做法，因为按照礼仪，悼念活动应该在杞梁的家里进行。起初，这个故事并不发生在贫民身上，而是一个贵族故事，旨在说明做事应该遵守礼制和礼仪。到了战国时期，由于齐国是一个鱼盐之地，商业比较发达，休闲娱乐文化颇受民众喜爱，人们开始编故事、跳舞蹈、谱音乐，于是杞梁妻的故事就进入了艺术领域，传着传着就变成了杞梁妻会唱歌，而且连哭她丈夫的哭腔都有了韵律。到了汉代，天人感应学说盛行，故事就发展为杞梁妻的哭声感动了天地，甚至连城垣也都为之崩塌。最大的城垣是长城，所以到了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北齐时，正好赶上大兴土木修长城，人们就把杞梁妻哭倒的城垣附会为长城。到了唐朝时，人们开始联想，长城是谁修筑的呢，是秦始皇，于是这个故事就跟秦始皇挂上了钩，杞梁妻的名字也被正式命名为孟姜女。实际上，“孟姜”在春秋时期是美女的代称，并不是什么人的专有名称。这一故事的演变过程典型地说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变异与时代风貌、历史事件、礼仪制度密切相关。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变异也是自身发展的需要。比如，浙江龙泉青瓷始于五代，到南宋时制瓷技艺已经相当成熟，梅子青、粉青釉达到了青瓷釉色的最高境界。从五代一直到明代初期，龙泉青瓷都是皇家贡品，统治阶级严格控制着青瓷的生产规模和销路。到了明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下西洋，海外贸易极大促进了青瓷的生产。但好景不长，此后青花瓷兴起，中国航海事业衰落，明王朝又实行海禁政策，使青瓷外销量大大减少，龙泉窑窑口纷纷倒闭，改烧民间通用青瓷，其造型、烧制都不及以前精致了。

当然，以上所述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特征，并非全部，还有其他学者所说的生态性、生活性、脆弱性、民间性、独特性，也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相对而言，集体性、活态性、民族性、地域性、传承性和传播性、变异性和稳定性更为突出，这也是本书之所以把它们一一列举出来加以论述的原因。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准确把握它的特征也有相当的难度，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还会有学者提出其他观点，那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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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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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需要保护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分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最佳实践项目名录》三类，截至2014年4月底，中国共有38项入选这三类名录，其中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有30项，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7项，入选《最佳实践项目名录》的有1项。

[24]张文涛：《共时性与历时性：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近代史学的分途》，《北方论丛》，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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