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传播的力量

传承性与传播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个重要特征，它们互生互补，又如影随形。传承性指非物质文化在人类代际间传衍的连续性，是历时的纵向延续；传播性指非物质文化在社会空间上的延展性，是一种共时的横向扩散。“在历史学科中，历时性与共时性始终紧密相依，只是历史事件的二重属性，不存在完全脱离共时的历时性事件，也不存在完全脱离历时的共时性事件。”[24]传承性使非物质文化能够穿越历史的隧道从古传到今，继续为后世社会的发展发挥作用；传播性使此地的非物质文化传到彼地，让更多的人认识它、研究它。传承性和传播性的合力作用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既具有了历史的深邃性，又具有了地域上的广阔性。

一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群体传承和师徒（或父子）传承两种方式，前者是当今社会大力倡导的传承方式，后者则是传统社会最主要的传承方式。不管是哪种方式，都是受教者向施教者学习相关知识、技能或技巧，使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不断延续下去，只是前者为集体行为，后者为个体行为。当然，这两种传承方法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有时会有交叉，蒙古长调的传承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蒙古族长调在蒙古语里称作“乌日图道”，是“长歌”的意思，产生于1000多年前。蒙古族长调以鲜明的游牧文化特征和独特的演唱形式讲述着蒙古民族对历史文化、人文习俗、道德、哲学和艺术的感悟，所以被称为“草原音乐活化石”。蒙古族长调通过演唱者的歌喉得以传承，同样的作品不同人演唱可以风格迥异，所以长调常“附着”在传承人身上。在长调发展史上，长调艺术大师辈出：20世纪50年代，哈扎布以“长调牧歌大王”而蜚声国内外；1955年，“蒙古族长调歌后”宝音德力格尔以一曲《辽阔的草原》倾倒世界级音乐大师；20世纪70年代末，年近古稀的鄂尔多斯长调民间歌手扎木苏震惊了北京舞台。其中，哈扎布15岁时拜著名歌手斯日古楞海林为师，18岁时又师从特木登。后来，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他创造性地发展了蒙古族长调歌曲的演唱方法，第一个将蒙古族长调这个牧歌搬上了舞台，使这一民族民间艺术登上了大雅之堂。哈扎布不仅是杰出的歌唱家，也是一名诲人不倦的优秀老师，长期致力于培养新一代长调歌手的工作，我国著名歌唱家胡松华、拉苏荣、德德玛等人都是他的得意门生。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1971年宝音德力格尔在锡林郭勒草原领养了一个3岁孤儿娜仁，在她的精心培育下，娜仁不但学会了唱歌，后来还成了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一名钢琴教师。1975年，宝音德力格尔被任命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副校长兼民歌教师，在近20年的教学实践中，她不断总结经验使蒙古民歌和长调唱腔逐渐专业化、系统化和规范化，为本民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艺术人才。他们就是将两种传承方式紧密结合起来因材施教，才取得了蒙古长调的长足发展。2005年11月25日，中国和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入选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www.xing528.com)

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研究热点，被中外许多学者所关注，但是很少有人提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性，这并不等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没有传播性。我们知道，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其教义给中国人民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和艺术影响。刘守华说：“佛教的传播须借助佛经的翻译，而佛经中又包含着大量故事，由此就使许多印度故事在中国土地上扎下根来，滋养人心及艺术，成为民族文化交流的壮举。”[25]其中，三国时期由康僧会译出的《六度集经》中就穿插有89则故事，南朝梁代僧旻、宝唱撰集的《经律异相》中收录669则故事，今人常任侠选注的《佛经文学故事选》、罗秉花等选译的《佛经故事选》、王邦维选译的《佛经故事选》、谢保生编的《佛经寓言故事选》、方广锠等编译的《佛经中的民间故事》、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写的《敦煌壁画中的佛经故事》等书更是故事繁多，随着读者的阅读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这些故事已经进入千家万户，成了中国民间故事的一部分。另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编写组编写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2006）、向云驹著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各省、市、县出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和认识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和各省、市、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但是，这种举措决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传承重知识、经验和技术的深入学习和模仿，以及对蕴含其中的文化情感和民族精神的体悟与领会，其目的是把学习者培养成传承人，让传承人不仅把学习到的知识、经验和技术发扬光大，还要传给下一代；而传播只是传播者向大众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情况，接受者本人不肩负传承的重任，属于一种认识行为，比如，蒙古族长调的传承目标是培养新的歌手，而传播的目标是让更多的观众欣赏这一艺术、了解这一艺术，它们有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