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论之与当时学风最不相合者为性灵说，所以袁氏以后难有嗣响，即如张船山（问陶）、舒铁云（位）诸人，其论旨与作风差与袁氏为近，然终不能形成一时之风气。其与当时学风最相接近者为肌理说，所以翁氏以后之诗论，不必复拈肌理二字，却与翁氏论旨最相吻合。即如潘德舆之论诗主张，固与翁氏不同，然其标举质实二字，也不能说不受翁氏的影响。
翁氏诗论以受汉学影响，故与文人之诗论为近；又以受山谷影响，故又与宋诗派之诗论为近。此种关系，直至以后仍是如此。所以现在即以方东树代表文人之诗论，而以何绍基代表所谓“同光体”之诗论。
翁氏论诗拈出肌理二字，固可与当时学风相沟通，然而以金石考订为诗，毕竟不是诗学之正则。张际亮《刘孟涂诗稿书后》云：“自诗道之衰，南则袁子才，北则翁覃溪，咸自命风雅以收召后进；后进名能诗而不染其流弊者寡矣。”（《张亨甫全集》四）又《与徐廉峰太史书》云：“近日颇有知袁、赵之非者，然复扬竹君、心余、覃溪之馀波，则亦为狂澜而已。”（《张亨甫全集》三）这是很显明的与翁氏立异之处。所以翁氏之说，在事实上并未为一般人所信奉，而方东树诸人之诗论，也不是肌理说所能范围。然而我们仍称为肌理说之馀波者，即因此种诗论与翁氏肌理之说同样都受当时学风之影响而已。
方东树所著《昭昧詹言》即是论诗之著。他是桐城的古文学者，故书中亦常兼论及文，而又本论文的见解以论诗。桐城文论欲言之有物与有序，欲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之合一，原有集大成的倾向，故方氏论诗也有这种情形。
《昭昧詹言》卷一引李翱论文之语，谓“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于后代”，以为此即学诗正轨。又引朱子论文之语，谓“文章要有本领，此存乎识与道理有源头则自然着实”，以为诗亦如此。可知他认为学诗学文并无差别。不仅如此，他再以作诗与著书并论：他以为“凡著一书，必使无一理之不具，否则偏隘”，又以为“凡著一书，必有宗旨，否则浅陋无本”，而以为此二义也可通于作诗。那么，翁氏肌理之说，似乎真可施之于诗了。他又说：“无志可言强学他人说话，是谓言之无物；不解文法变化、精神措注之妙，是谓言之无文无序。”这是桐城文人论文的见解，翁氏举之，方氏亦举之，所以肌理之说，最与文人之诗论相融浃。
由以前诗人之诗论言，或主神韵，或矜格调，或尚性灵，虽也融会各家之说集诗论之大成，然以其是一家之言，而作风也不免偏于一格，所以不仅性灵有病，即言格调言神韵者，也一样有病。
他论诗虽重性情，然又与袁子才的作风不同。《詹言》开端便说：“诗之为学，性情而已！”开宗明义早把论诗宗旨和盘托出了。此外，又常提到诗欲自道己意，欲见自家面目，似其主张颇与随园相同。然而随园逞小聪明，而此则渊渊理窟；随园逗小机趣，而此则落落大方。必须情真意挚，可歌可泣，有真怀抱，有真胸襟，所谓有德有言，才为作者。因此，又不能满意于随园的作风。《詹言》卷一谓：“近人某某随口率意，荡灭典则，风行流传，使风雅之道，几于断绝。”又谓：“近世有一二庸妄巨子，未尝至合而辄矜求变；其所以为变，但糅以市井谐诨，优伶科白，童孺妇媪浅鄙凡近恶劣之言而济之以杂博饾饤故事，荡灭典则，欺诬后生。”可知他对于随园作风，又是如何深恶痛疾的了。
他论诗也兼取格调，然而又与沈归愚的作风不同。《詹言》卷一也说：“韩公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谢茂秦不许用唐以后事，皆恐狃于近而不振也。”此即格调之说。此种见解，姚惜抱诗论中也时常遇到。不过他们之于格调，又与明代前、后七子不同。他们欲于格调中露性情，所以“要冥心孤诣，信而好古，敏以求之，洗清面目与天下相见”（《詹言》一）。所以又说：“诗文者生气也，若满纸如翦彩雕刻无生气，乃应试馆阁体耳，于作家无分。”（同上）是则又与格调之说不能相容了。
不落于格调，不落于性灵，而同时复不落于神韵。他称阮亭才气局促，不能包罗，又称阮亭多用料语衬贴门面，又称阮亭用事，多出饾饤，与读书有得溢出为奇者迥不侔。（均见《詹言》一）是则对于阮亭之诗，也不能满意了。他以肌理药神韵之虚而复以格调与性灵互救其弊而补其偏。他是在此种关系上成为诗论之集大成者。(www.xing528.com)
他何以能如此呢？即因主格调或神韵说者每有唐、宋之见，而他则不欲有此分别。又主性灵说者虽不分唐界宋，然又不免信心蔑古，而他则仍欲取法古昔，于古人胜境中卓然有以自立。他要在作风上贯通古今，使学古而自见面目；又要在作风上融洽唐、宋，使合度而臻于变化。所以由他的理论求之，在作风上不会如昔人之偏于一格。
而其关键所在，即在本论文的见解以论诗而已。本论文的见解以论诗，故其所取者在文法方面。方氏说：
读古人诗文，当须赏其笔势健拔雄快处，文法高古浑迈处，词气抑扬顿挫处，转换用力处，精神非常处，清真动人处，运掉简省笔力崭绝处，章法深妙不可测识处；又须赏其兴象逼真处，或疾雷怒涛，或凄风苦雨，或丽日春敷，或秋清皎洁，或玉佩琼琚，或萧惨寂寥，凡天地四时万物之情状，可悲可泣，一涉其笔，如见目前，而工拙高下又存乎其文法之妙。至于义理渊深处，则在乎其人之所学所志，所造所养矣。（《詹言》一）
方氏又说：“本领固最要而文法高妙别有能事。”（同上）可知他即以文法观念沟通有物与有序，沟通诗法与文法，而桐城文人与江西诗人之理论，也变得接近。本宋人之诗法观念以进窥唐诗，于是信心与学古的问题，唐诗与宋诗的关系，亦均以是而沟通。
方氏谓：“杜七律所以横绝诸家，只是沉著顿挫，恣肆变化，阳开阴合，不可方物。山谷之学专在此等处，所谓作用。”（《詹言》二十）是则唐诗本是有法可寻，而宋诗法度亦正学唐人之法。这样讲，当然不必区分唐、宋，而学古也不会徒袭其形貌。方氏又云：“山谷学杜韩，一字一步不敢滑，而于中又具参差章法变化之妙。”（《詹言》一）他于山谷诗法可谓尽抉其秘了。然而推尊山谷诗，亦不始于方氏，在方氏以前的桐城文人，如姚薑坞、姚惜抱二氏早有此论，方氏所言，亦仍是桐城文人的主张而已。
当时潘德舆亦主质实之说，只以诗格宗唐，故立论又与方氏不同。潘氏只是格调说之馀波，必如方氏所言，才是肌理说之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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