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建立他的性灵说的第三目

先一言在旧礼教观念下一般人对于随园的批评。

我们不能不承认，袁子才是性情中人。赵瓯北说：“有百金之赠辄登诗话揄扬。”（《两般秋雨盦随笔》一，《赵翼戏控袁简斋词》）这在随园也并不讳言的。人家虽诋为“斯文走狗”，然而他于生平受恩知己念念不忘，这即是其性情厚处。（见《批本随园诗话》页六十九，又李元度先正事略中所述袁简斋事，亦屡言其孝友天性，接人待物忠厚诚恳之处。）又章实斋说：“诬枉风骚误后生，猖狂相率赋闲情。春风花树多蝴蝶，都是随园蛊变成。”（题《随园诗话》十二首之一）这在随园也自承认的。他并不自讳其短，所以他不欲删去集中被一般人所认为轻薄的华言风语（见《答朱石君尚书》），这也是他性情真处。前一点是他的为人，与诗论无关；后一点是他的为诗，正是他诗论的出发点。

冯钝吟与袁随园的诗论，实在都是为艳体诗找到根据。钝吟无艳行，不致像袁枚这样被洪亮吉称为通天神狐，故其论诗以温柔敦厚为旨。以温柔敦厚为旨，则美人香草别有寄托，所以不妨为艳体。随园则不然。“占人间之艳福，游海内之名山”，“引诱良家子女，蛾眉都拜门生”，这都是赵瓯北戏控文中所定的罪案。为这种关系，受到赵瓯北游戏态度的骂，受到章实斋严肃态度的骂，生前受到骂，死后还挨着骂。然而随园却并不介意。他要“暴生平得失于天下，然后天下明明然可指而按，而后以存其真”（见《小仓山房尺牍》三，《答宗惠輏孝廉》）。“掩不善以著其善”，“先已居心不净”，（见《答朱石君尚书》）所以他不必讲什么寄托，不必讲什么温柔敦厚。他即是在这方面建立他的性灵说。

然而，假使他仅仅在这方面建立他的性灵说，似乎犹觉得无谓。我们须知他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他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人。他做古文不归附桐城派，他讲考据不附和吴派或皖派，因此，他做诗更不喜欢集于沈归愚的旗帜之下。他处处在表现自己，他有他自己一贯的思想。因此，他不讲理学、不讲佛学以及不信任何阴阳术数。他在《答朱石君尺牍》中说得好：“枚今年八十一岁，夕死有余，朝闻不足，家数已成，试称于众曰，袁某文士，行路之人或不以为非；倘称于众曰，袁某理学，行路之人，必掩口而笑。”（《小仓山房尺牍九》）他要成他自己的家数，所以不为传统思想所束缚，所以不随时风众势为转移。于是，随园在众人的心目中，便几乎成为叛徒了。

“三代后无真理学，六经中有伪文章。”这是杨用修（慎）的话，而随园却最称赞这两句。（见《诗话》二）本于这种见解以论诗，所以他重在“着我”。“竟似古人，何处着我？”这是他《续诗品》中的话，即可算是随园的中心思想。盖他处处重在自我表现，所以要着我以存其真。“举生平得失于天下”，所以他不自讳其跅弛之处。“惟其无所愧于心，是以无所择于口。”（见《答朱石君尚书》）所以一方面不是假道学，而一方面也不是奖励轻薄。人家看他是礼教的叛徒，他却有他自我的人生观。易言之，也即可说是真理学。由这一点看来，所以他的性灵说，还并不是专为艳体诗辩护。照他这一套思想理论推衍下去，当然不废艳体。但是须注意，却不是奖励艳体。随园是一个极通达的人，我们研究随园的思想，假使拘泥着看，假使偏执着看，也不会得随园之真的。所以冯钝吟的诗论我们可以说他为艳体诗找到了根据，袁随园的诗论虽也近似，而其实不然。(www.xing528.com)

他是在这种思想上面建立了他的性灵说。

何以说他是个极通达的人呢？他有两句很幽默的话，他在七十三岁的时候，以腹疾不愈，作歌自挽，在那时，他曾有《答钱竹初书》，解释所以自挽之故。他说：“闲居无俚，不善饮，不工博弈，结习未忘，作诗自挽，邀人共挽，借游戏篇章聊以自娱，不自知其达，亦不自知其不达也。”（《尺牍》七）“不自知其达，亦不自知其不达”，正是他的通达之处。他绝对不肯执着一端的。勉强作达，这便是不达了。正因他不肯执着一端，所以我上文说他，四面八方树立诗敌，而却能四平八稳建立诗论。我们看他的为人、看他的思想、看他的学问，都应着眼在这一点。

所以他这样主张“真”，却是真而不率，却是尚才情而不废学问。他曾历举当时诗坛的流弊，而“全无蕴藉，矢口而道，自夸真率”者，也是他所谓三弊之一。（见《诗话补遗》三）盖随园论学，本不赞成陆、王良知之说。其《书大学补传后》云：“孟子所谓良知者，即言人性善之绪余耳。扩充四端，正有无穷学力，非教人终身诵之，肫然如新生之犊也。”（《小仓山房文集》三十）这便与李卓吾、袁中郎不同。他虽重在天才，但是他不废后天的学问经验。知道他这一点思想，然后知道他的性灵说，虽重在真，而并不废学。我总觉得偏执着一端以窥测随园，总如盲人扪象，难见其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