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神韵与性灵

我于民国十六年旧作《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一文，以为沧浪论诗拈出神字，渔洋论诗更拈出韵字。论神，如画中之神品；论神韵，则如画中之逸品。神品难到，故前、后七子，只成肤廓之音；而逸品之入妙者自然也入神境，故渔洋之诗，风神独绝，又能自成一格。因此，论到超尘绝俗之韵致自有个性存在，所以能肖其为人；因此再说到性灵之说，即从神韵说转变而来。

这话，说得不很详尽，或者犹易引起误解。我以为神韵说中所以能流露个性，即在神韵境界多出于情与景的融浃。王船山的诗论，即因指出这一点，所以虽未标举神韵之目，实已含有神韵之义。因此，在神韵诗中虽不易见其个人强烈的感情，却易见其个人的风度。神韵说与性灵说同样重在个性、重在有我，不过程度不同：神韵说说得抽象一些，性灵说说得具体一些而已。

在这一点上，随园与渔洋是并不反对的。其《再答李少鹤尺牍》云：“足下论诗讲体格二字固佳，仆意神韵二字尤为要紧。体格是后天空架子，可仿而能；神韵是先天真性情，不可强而至。”这即是神韵说所以必须有我的原因。讲格调可以离性情，讲神韵却不能离性情。所以他的《续诗品》论神悟云：“鸟啼花落，皆与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飘风。惟我诗人，众妙扶智，但见性情，不著文字。”神韵诗之妙，正在“但见性情，不著文字”，使无性情可见，则神韵也流为空格调耳。不过神韵诗之见其性情，是在情景融浃之中，所以说来不着迹象，不呆相，不滞相。须于鸟啼花落之中皆与神通，然后才见诗人之能事，所以我说神韵说之于性情，不过朦胧一些而已，不过是间接关系而已。原不是与性灵有冲突的地方。渔洋之失正在拈出神韵二字，所以落了王、孟格调。王船山便比他聪明只讲情景融浃之妙，却不肯建立门庭。随园诗说中于这一方面恐怕未加注意，否则他对于船山诗说，一定可有相当的发挥。(www.xing528.com)

我们明白了上文所述，然后知道随园对于渔洋的批评，所谓“清才未合长依傍，雅调如何可诋誐，我奉渔洋如貌执，不相菲薄不相师”云云（《论诗》），所谓“本朝古文之有方望溪，犹诗之有阮亭，俱为一代正宗，而才力自薄。近人尊之者诗文必弱，诋之者诗文必粗”云云（《诗话》二），以及“阮亭于气魄性情俱有所短”云云（《诗话》四），原来都有考究的。这些话若由性灵说的立场而言，不能不说是极公允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