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评论历史与中国文学

袁氏诗论除《随园诗话》外，散见于《小仓山房诗文集》中。其主张颇为一般人所误解。误解的原因，我想约有几种：（一）由于他的为人，放诞风流，与旧礼教不相容，于是轻视其诗，于是抹煞其诗论。章实斋便可算是这方面的代表。不仅如此，即在与随园齐名的赵瓯北，犹且有不满的论调。不过章实斋说得严正一些，而瓯北则以游戏笔墨出之，多少带些幽默风味而已。（二）由于他的为诗淫哇纤佻，与正统派不相容，于是称其诗为野狐禅，而诗论遂也连带遭殃了。王兰泉等又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沈归愚所以与之往复辩难者，也在这一点。（三）由于他的诗话收取太滥，不加别择。梁章钜《退庵随笔序》卷二十亦称其：“所录非达官即闺媛，大意在标榜风流，颇无足观。”此也是招实斋攻击的一点。因此论诗之语，亦不复为人所注意。（四）由于他的为学。随园虽喜博览，也谈考据，然不免芜杂，不免浮浅。孙志祖《读书脞录》中订正其诗话谬误之处，便有好几条。在清代考据学风正盛之时，此类书籍，当然不易为人所推重。

有了上述的几种原因，所以随园诗论，在当时虽曾披靡一时的诗坛，然而到身后非惟继起无人，即求不背师说者已不可多得了；非惟不背师说，即求不至入室操戈者也不可多得了。吴嵩梁《石溪舫诗话》中称：“攻之者大半即其门生故旧。”恽敬《孙九成墓志铭》称：“天下士人名子才弟子，大者规上第冒贐仕，下者亦可奔走形势，为囊橐酒食声色之资。及子才捐馆舍，遂反唇睽目，深诋曲毁以立门户。”（《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四）此中关系，我以为决不是很简单的势利问题。假使他的学说不致为人误解，未必会有此现象。虽则这也脱不了一些势利的关系。

我尝以为一个人的诗论，与其诗的作风，固然有关系，然也不必一定有太密切的关系。《沧浪诗话》之论诗，其所见到的，未必即是《沧浪吟卷》中所做到的。因此，我们看《小仓山房诗集》中的诗，他所做到的，未必全是《随园诗话》中所论到的。一般人不满意于他诗的淫哇纤佻，遂以为性灵说只是为此种作风之护符而已。以这种关系去看性灵说，于是也减低了性灵说的价值。随园之门生故旧，生前则用以标榜，身后则反唇相讥，恐怕全从这种误解上来的。

然则何不在他生前就早立门户呢？那又有所不能。恽敬在《孙九成墓志铭》中说过：“子才以巧丽宏诞之词动天下，贵游及豪富少年，乐其无检，靡然从之。其时老师宿儒与为往复，而才辨悬绝，皆为所摧败不能出气且数十年。”这话是很确实的。他有绝大的天才，利用这天才，所以他有“言伪而辨，记丑而博，顺非而泽”的本领。横说竖说，反正全是他的理由。老师宿儒犹且为所摧败不能出气，一般少年，尤其所谓聪明的少年，还不投其门下为小喽啰吗？待至“规上第冒贐仕”，地位确定，一方面没有随园的才气，一方面又恐为正统派所指摘，于是向之趋附随园者，转以攻击随园指斥随园为能事。“声气盛衰至于如此，亦可叹也！”恽敬的感喟也不是徒然的。胡适之先生的《章实斋年谱》，即称章实斋的攻击随园，也在随园死的那年。不敢攻之于生前，而大放厥辞于死后，这种态度固然不足取，然而一方面却正可反证出随园在生前虽则遭到一般人的嫉视，而不能不承认他有自己辨护他自己的本领。

我们须知随园的天分既高，其所持论也确能成立系统。论其诗的作风，诚不免有纤佻之弊，卖弄一些小智小慧，有使诗走上魔道的危险，至于由其诗论而言，则四面八方处处顾到，却是无懈可击。所以我说随园的诗论埋没在他的诗话中间，而被误会于其诗的作风。

所以我们对于他的诗论，应当注意两点：（一）为什么在其身后遭到后人的攻击、诋誐？这即是我们上文所论述的。除了这点，我们更应注意（二）为什么在他生前却又遭到时人的拥护，不见论难，而只见他的摧败论敌？“笔阵横扫千人军”，在当时，整个的诗坛上似乎只见他的理论；其他作风、其他主张，都成为他的败鳞残甲。这更是值得注意的一点。(www.xing528.com)

近人每谓他的诗论是格调派、神韵派和考证诗的反动（顾远芗《随园诗话的研究》页七十），实则随园对于神韵说还相当的推崇。而且王渔洋的时代较早，神韵一派在当时已成强弩之末，只有沈归愚所创导的格调派，却正在幸运时期。假使说他对于当时诗坛的反抗，那么无宁指格调一派为较为近理。格调派很有些像明代的前、后七子，有褒衣大袑气象，立论不可谓不正，而所得却在肤廓形貌之间。随园则又有些公安、竟陵的派头，好与正统派反抗。然而沈归愚的论诗主张，既搀以温柔敦厚的成分；袁随园的诗论主张，也不全是公安的话头。所以公安、竟陵之诗论，犹易为人所诟病，而随园之诗论，虽建筑在性灵上面，却是千门万户，无所不备。假使仅就诗论而言，随园的主张却是无可非难的。

随园的诗论，除了对格调派表示反抗外，其次便是对于浙派的反抗。格调派执了当时诗坛的牛耳，浙派则执了随园本乡诗坛的牛耳。此二种诗风，恐怕给与随园的不快之感为最深一些。他说：“七子击鼓鸣钲，专唱宫商大调，易生人厌。”（《诗话》四）他说：“明七子貌袭盛唐，而若辈（浙派）乃皮傅残宋，弃鱼菽而噉豨苓，尤无谓也。”（《文集》十一，《万柘坡诗集跋》）受了这种刺激，所以他要标举性灵二字以为当时诗流的针砭。

这些都是指诗人之诗。又当时诗坛，实在再有一派是学者之诗。清代学者既以淹博自矜，那么作诗当然要填书塞典，一字一句自注来历了。这些诗，也是随园所反对的。一言性灵，这些诗全在打倒之列。他在诗坛，既四面八方的树敌，当然也须建立四平八稳的诗论，才足以应付他的诗敌。

所以随园诗论由好的方面说，是面面顾到成为一种比较完善的纯粹诗人的诗论。由坏的方面说，则正因如此关系，所以有时善取人长，也不免有取他人之说为己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