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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目的赵执信

时间:2023-11-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赵执信,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益都人,所著有《谈龙录》、《声调谱》诸书,事见《清史稿》四百八十九卷。吴氏《围炉诗话自序》称“严沧浪学识浅狭,而言论似乎玄妙最易惑人”,并称“定远于古诗唐体妙有神解,著书一卷,以斥严氏之谬”。至于赵秋谷则是反对神韵说的第三人。这即隐讥王渔洋的作风。(卷三)则更与秋谷是同一见地。

《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目的赵执信

赵执信,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益都人,所著有《谈龙录》、《声调谱》诸书,事见《清史稿》四百八十九卷。

秋谷本为王渔洋甥婿,后以故互相诟厉,致成雠隙,故其《谈龙录》颇排渔洋。秋谷自言“得常熟定远先生遗书心爱慕之”(《谈龙录序》),盖以定远论诗,力排严羽,宗旨与渔洋不同,故最为秋谷所心折,甚至具朝服下拜,自称私淑门人,可见其倾倒之诚了。定远生年虽早渔洋二十年,然时代相接,也未尝不可说是反对神韵说的第一人。

冯班以后,则有吴乔,乔一名殳,字修龄,太仓人,或云崑山人。所著有《围炉诗话》、《西崑发微》诸书。秋谷《谈龙录》中之所称许,除冯说外,当推吴氏《围炉诗话》了。秋谷自言“三客吴门,遍求之不可得”,可知他于此书也是引为同调的。吴氏《围炉诗话自序》称“严沧浪学识浅狭,而言论似乎玄妙最易惑人”,并称“定远于古诗唐体妙有神解,著书一卷,以斥严氏之谬”。所以他可说是反对神韵说的第二人。

至于赵秋谷则是反对神韵说的第三人。不过他们虽力排严羽,却仍不取宋诗。吴氏甚至说:“严绝宋元明,而取法乎唐,亦足自立矣。”(《答万季埜诗问》)盖他们所取于唐者,不限盛唐,而兼取中、晚,所以非惟不近格调一路,反而近于性灵一路。《围炉诗话》中说:

 

学盛唐诗乃天经地义,安得有过!过在不求其意与法而仿效皮毛;苟如是以学中唐,亦人奴也。余谓盛唐诗厚,厚则学之者恐入于重浊,又为二李所坏,落笔先似二李。中唐诗清,清则学之者易近于新颖,故谓人当于此入门也。(卷四)

 

这样,他们所学的是古人用心之路,所以会有入处。他们看到:“唐人诗意不必在题中,如右丞《息夫人怨》云:‘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使无稗说载其为宁王饼师妻作,后人何从知之!”(《围炉诗话》一)因此,他们知道这种方法,即是昔人比兴的方法。“比兴是虚句活句,赋是实句。有比兴,则实句变为活句;无比兴,则虚句变成死句。”(同上)“文章实做则有尽,虚做则无穷。雅颂多赋,是实做;骚多比兴,是虚做。唐诗多宗风骚,所以灵妙。”(同上)所以他们即以比兴求唐诗之意,即以比兴为唐诗之法。吴氏说:

 

文之辞达,诗之辞婉。书以道政事,故宜辞达;诗以道性情,故宜辞婉。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文之措辞必副乎意,犹饭之不变米形,噉之则饱也;诗之措辞不必副乎意,犹酒之尽变米形,饮之则醉也。(《围炉诗话》一)

人有不可已之情,而不可直陈于笔舌,又不能已于言,感物而动则为兴,托物而陈则为比,是作者固已醖酿而成之者也。所以读其诗者,亦如饮酒之后,忧者以乐,庄者以狂,不知其然而然。(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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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样说,所以觉得明诗之病即在无意而无法。不但明诗如此,即王渔洋之贪求好句,也不免落此病,所以有“清秀李于鳞”之称。他再说:

 

唐诗有意而托比兴以杂出之,其辞婉而微,如人而衣冠;宋诗亦有意,唯赋而少比兴,其辞径以直,如人而赤体。明之瞎盛唐诗,字面焕然,无意无法,直是木偶被文绣耳。此病二高萌之,弘、嘉大盛。识者只斥其措词之不伦,而不言其无意之为病。是以弘、嘉习气,至今流注人心,隐伏不觉。习气如乳母衣,纵经灰涤,终有乳气。人之惟求好句,而不求诗意之所在者,即弘、嘉习气也。若诗句中无“中原”、“吾党”、“凤凰城”、“鳷鹊观”,即以为脱去弘嘉恶道,不亦易乎?(《围炉诗话》一)

 

这即隐讥王渔洋的作风。渔洋作风,尽管欲避免弘、嘉恶道,然而习气依然,终难洗涤,即因病在无意。我们看到以前杨万里之论诗,宗主晚唐,而欲由晚唐,以上窥国风,吴氏此论,正是此种意义的解释。他们这样重在有法,——欲托于比兴,所以冯班与吴乔都有取于义山之诗;他们又这样重在有意,——欲以道性情,所以赵秋谷本以推阐,遂逗露了性灵之说。《谈龙录》云:

 

崑山吴修龄(乔)论诗甚精。……见其与友人书一篇中有云:诗之中须有人在。余服膺以为名言。夫必使后世因其诗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论其世,是又与于礼义之大者也。若言与心违,而又与其时与其地不相蒙也,将安所得知之而论之!

诗以言志。……今则不然。诗特传舍,而字句过客也,虽使前贤复起,乌测其志之所在。

唐贤诗学类有师承,非如后世第凭意见,窃尝求其深切著明者,莫如陆鲁望之叙张祐处士也。曰:“元和中作宫体小诗,辞曲艳发,轻薄之流合噪得誉,及老大稍窥建安风格,读乐府录知作者本意,短章大篇往往间出,讲讽怨谲,与六义相左右,善题目佳境言,不可刊置别处,此为才子之最也。”观此,可以知唐人之所尚,其本领亦略可窥矣。不此之循,而蔽于严羽呓语,何哉?

 

这些话,即是后来袁枚《随园诗话》之所本,《随园诗话》中亦引陆鲁望语(见卷一)可知其主张之相同。而袁氏评渔洋诗称:“阮亭主修饰,不主性情,观其到一处必有诗,诗中必用典,可以想见其喜怒哀乐之不真矣。”(卷三)则更与秋谷是同一见地。所不同者,秋谷仍本于诗教的见地,重温柔敦厚,重发乎情,止乎礼义,以为“诗之为道也,非徒以风流相尚而已”。此则与随园作风有些分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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