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以后更有潘德舆。潘氏字彦辅，山阳人，所著有《养一斋诗话》。事见《清史稿》四百九十一卷。
潘氏之诗论，纯为袁子才性灵说之反动，故与以前诸人之论旨虽近，而动机与作用则不同。《养一斋诗话》开端便说：
“诗言志”、“思无邪”，诗之能事毕矣。人人知之，而不肯述之者，惧人笑其迂而不便于己之私也。虽然，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之诗，物之不齐也；言志无邪之旨，权度也。权度立而物之轻重长短不得遁矣；言志无邪之旨立而诗之美恶不得遁矣。不肯述者私心，不得遁者定理。夫诗亦简而易明者矣。（卷一）
这是他的论诗宗旨，同时也是品诗标准。他再说明之云：“言志者必自得，无邪者不为人。”即因自得与不为人，是人之雅俗之所由分，同时也即诗之雅俗之所由分。这一些话，叶燮于《友人诗集序》中也是这样主张。他说：“世无人而不诗，无诗而不以鸣见，然其中有自鸣之诗，有鸣于人者之诗之异。”（《已畦文集》八）这即是潘氏自得之说之所自出。潘氏又云：“汉人之诗委巷妇孺亦厕其中，彼岂尝探讨圣学者，特其诗不为人而自得，故足传诵耳。”（卷一）是则他的论诗宗旨，可以与圣学相通，却并不是好作头巾语，故意以圣学论诗。
于是，他再说明如何学三百篇之诗。他说：
三百篇之体制音节不必学，亦不能学。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学也。神理意境者何？有关系寄托，一也；直抒己见，二也；纯任天机，三也；言有尽而意无穷，四也。
这样学三百篇，原不能谓为头巾气。他再举出汉唐人诗之至高之作均得风人之旨，均与三百篇之神理意境暗合，故其论诗宗唐，而同时又兼主诗教。
曰“直抒己见”，曰“纯任天机”，其论诗似与性灵说为近；然而他所谓性情，不是嘲风雪、弄花草，或叹老嗟穷、或荒淫狎媟的性情。他说：
吾所谓性情者，于三百篇取一言，曰柔惠且直而已。此不畏强御，不侮鳏寡之本原也。老杜云“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直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柔惠也。乐天云“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直也；“不辞为俗吏，且欲活疲民”，柔惠也。两公此类诗句，开卷即是，得古人之性情矣。舍此而言性情，诗之螟螣也。（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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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这样讲，他的主张，当然不会与袁子才相合。他所谓柔惠，是恻隐之心之所发；他所谓直，又是是非之心之所发。廓而充之，为仁为义，可以为圣人，又岂仅为诗人。故必这样讲性情，于是诗有关系寄托可言，而同时也能言有尽而意无穷，以合于温柔敦厚之旨。
曰“纯任天机”，曰“言有尽而意无穷”，其论诗又似与神韵说为近。然而他又标举“质实”二字，以药神韵之弊。他说：
吾学诗数十年，近始悟诗境全贵质实二字。盖诗本是文采上事，若不以质实为贵，则文济以文，文胜则靡矣。吾取虞道园之诗者以其质也；取顾亭林之诗者以其实也。亭林作诗不如道园之富，然字字皆实，此修辞立诚之旨也。（卷三）
南宋以语录议论为诗，故质实而多俚词；汉魏以性情时事为诗，故质实而有余味。分辨不精，概以质实为病，则浅者尚词采，高者讲风神，皆诗道之外心，有识者之所笑也。（同上）
照这样讲，当然又不是王渔洋神韵之说所能晐了。必这样讲余味，于是诗亦有关系寄托可言。以性情为诗故是直抒己见；以时事为诗故有关系寄托。这样，自能质实而有余味。
所以他的质实之说，仍与言志无邪之说相合。他说：
凡悦人者未有不欺人者也。末世诗人求悦人而不耻，每欺人而不顾，若事事以质实为的，则人事治矣。若人人之诗以质实为的，则人心治而人事亦渐可治矣。诗所以厚风俗者此也。隋李谔曰：“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桉盈箱，尽是风云之状。”文笔日烦，其政日乱，此皆不质实之过。质则不悦人，实则不欺人，以此二字衡之，而天下诗集之可焚者亦众矣。（卷三）
言志者必自得，无邪者不为人，自得与不为人，则其诗也当然不悦人不欺人了。他的论诗，有时论人品严于论诗品者以此。
他轻视袁枚的《随园诗话》，即因为重诗教之故；他驳斥翁方纲的《石洲诗话》，又因为宗主唐音之故。他真是当时格调说之完成者。他于宋人诗话，自言“严羽之外，只服张戒《岁寒堂诗话》为中的”（卷一），也即因严羽能破宋诗局面，而张戒重在言志的关系。一取其宗唐，一取其诗教，所以由二者之沟通言，清代之格调说不妨以潘德舆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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