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敦厚与神韵：中国文学批评史

此后，衍归愚论诗宗旨者，有宋大樽父子，有潘德舆。

宋大樽，字左彝，一字茗香，仁和人，事见《清史稿》四百九十卷。所著有《学古集》，集中有《茗香诗论》一卷。其子咸熙，字德恢，号小茗，嘉庆丁卯举人，官桐乡教谕。著《思茗堂集》，别有《耐冷谈》十六卷，续谈三卷，皆论诗之作。

茗香父子不以诗名而均官教职，故论诗都不免带些头巾气。他虽同意于王渔洋神韵之说，而主张修正之。他以为神韵之说，只见到作诗之终，未能推原到作诗之始。渔洋所言，是既作诗之说；茗香所论，是未作诗之说。必始始而终终，而诗之义始备。

然则他所谓始是什么？他说：“知始则知本，漱六艺之芳润非本也；约六经之旨乃本也。”以六经之旨为诗之本，固然是非不谬于圣人，然而却是比较极端的言论。不仅如此，他再进一步推究杨子云非圣哲之书不好，可谓能约六经之旨了；何以又有《剧秦美新》之作？于是他以为“本之中又有本焉”。这个本中之本，便转到躬行实践上面。所以说：“性以从欲为欢，六经以抑引为主。”是则所谓约六经之旨者，更须能践六经之言。于是他认为齐、梁、陈、隋之格所以愈降愈下者，也即因为气节沦亡、廉耻道丧的关系。

这样，所以他诗论所阐发者，只是“三百之蕴”。他说：

诗之缘起，见于毛公说诗及紫阳夫子《诗序》。知诗之何为而作，与上之所以为教，则知不徒在作诗，亦不可徒作诗。且盍诵诗乎？即以辞章论，古无逾于三百者。以人论，《二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作《雅》、《颂》者，往往圣人之徒。人之足重，无逾于此者。曾经圣裁，删本之善，无逾于此者。章句训诂皆大儒注释之，精详无逾于此者。童而习之，习熟亦无逾于此者。

他真是十足的诗教拥护论者。他只认诗之能益人即在教训，所以曲写闺怨不是诗品，发牢骚、遣怨愤，也不合诗品，其子小茗《耐冷谈》中的话，也不外这些宗旨。

除了这一些他所谓“始始”者外，其余一些论调大抵不外神韵之说，而说得更为迷离恍惚。如云：(www.xing528.com)

诗之铸炼云何？曰善读书，纵游山水，周知天下之故而养心气其本乎？感变云何？曰，有可以言言者，有可以不言言者。其可以不言言者，亦有不能言者也；其可以言言者，则又不必言者也。

什么是可以言言者？什么是可以不言言者？他不曾说明，我们也无法知道。“可以不言言者，亦有不能言者也。”那么，当然不必说了！“其可以言言者，则又不必言者也。”那么，不必说，还是一个不必说。说了这许多话，等于没有说，真可谓“滑天下之大稽”了。

他再说：

不伫兴而就，皆迹也，轨仪可范、思识可该者也。有前此后此不能工，适工于俄顷者，此俄顷亦非敢必觊也，而工者莫知其所以然。

这也是上了神韵说的当。他只知说得迷离恍惚，始能入微，实则他论感兴之弊，正在过于微妙。盖所谓感兴，只应如叶燮《原诗》所言：“原夫作诗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而复措诸辞，属为句，敷之而成章。当其有所触而兴起也，其意、其辞、其句，劈空而起，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出而为情、为景、为事，人未尝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与闻其言者，诚可悦而永也。”这样说才没有流弊。“其意、其辞、其句，劈空而起”，似乎即茗香之所谓“工于俄顷”。但是他再说：“此俄顷亦非敢必觊也，而工者莫知其所以然。”则不尽然。有了胸襟以为之基，则人家所感受不到的，诗人能够感受；有了诗家的能事以为之用，则人家所宣达不出者，诗人能够宣达。《原诗》中有几节解杜诗之处，即是说明如何使“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的方法。他正说明了他的所以然。王渔洋的话，昔人已经觉得有些英雄欺人之处，乃不谓茗香继之，更变本而加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