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变与时随，正变与反，变不妨文

然则沿流失源，是否为叶氏之所许呢？则又不然。他以为：“执其源而遗其流者，固已非矣；得其流而弃其源者，又非之非者乎？”（《原诗》二）所以他不主张推崇宋元而菲薄唐人，节取中晚以遗置汉魏。沈德潜《清诗别裁集》谓：“先生初寓吴时，吴中称诗者多宗范、陆，究所猎者范、陆之皮毛，几于千手雷同矣。先生著《原诗》内外篇四卷，力破其非。吴人士始多訾謷之，先生殁后，人转多从其言者。”他所说与沈楙德《跋》所言，正不相同。实则我们假使从这不欲沿流失源的一点言，则沈德潜所言，固也未尝不得横山的意旨。二沈所言，正是各得横山之一端。

叶氏先分析变的关系，有二种：一是时变而诗因之的变，一是诗变而时随之的变。前者是历史的关系，后者是文学本身的关系。他说：

且夫风雅之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时，谓政治风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时言诗，时有变而诗因之，时变而失正，诗变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无衰，诗之源也。吾言后代之诗，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诗，谓体格、声调、命意、措辞新故升降之不同。此以诗言时，诗递变而时随之，故有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为盛衰，惟变以救正之衰，故递衰递盛，诗之流也。从其源而论，如百川之发源，各异其所从出，虽万派而皆朝宗于海，无弗同也。从其流而论，如河流之经行天下，而忽播为九河，河分九而俱朝宗于海，则亦无弗同也。

由诗之源言，即所谓历史的关系，时异故诗异——内容异，说话的态度异，然而说话的方法与技巧，却并无所异。要之，都不曾离诗之本，所以有盛无衰。由诗之流言，则是所谓文学本身的关系，由体制之不同以分别时代，由风格之不同以分别时代，由作诗技巧之不同以分别时代，所以对于诗之本有合有离，因此，其诗也有盛有衰。这是他的所谓源流正变本末盛衰的关系。

明白这些意思，然后知道他所谓变，有小变焉，有大变焉。在共同潮流之中而能矫然自成一家者是小变。能矫然自成一家而转变一时潮流者是大变。大变是“正”之“反”，小变则是由“正”至“反”中间的过程。所以有因变而得盛者，亦有因变而益衰者。变是文学演进自然的趋势，在变的本身无所谓盛衰。变而与本有合有离，才有所谓盛衰。

于是他为要说明与本有合有离的关系，再拈出体、用二字，体是意，用是文。文有体制技巧各种的关系，一时代尽管有一时代的写作的形式，但尽不妨各时代有各时代共同的写作宗旨。意可以不变，文则不妨变。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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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汉魏去古未远，此意犹存，后此者不及也。不知温柔敦厚，其意也，所以为体也；措之于用，则不同辞者其文也，所以为用也。返之于体，则不异。汉魏之辞有汉魏之温柔敦厚；唐宋元之辞，有唐宋元之温柔敦厚。譬之一草一木，无不得天地之阳春以发生；草木以亿万计，其发生之情状，亦以亿万计，而未尝有相同一定之形，无不盎然皆具阳春之意，岂得曰若者得天地之阳春，而若者为不得者哉！且温柔敦厚之旨，亦在作者神而明之，如执而泥之，则《巷伯》“投畀”之章，亦难合于斯言矣。

这样说，文岂但不妨变，简实是应当变。他曾设两个很妙的比喻。他以为汉魏诗如画家之落墨，于太虚中初见形象；六朝诗始知烘染设色，微分浓淡了；盛唐诗则浓淡远近层次方一一分明；宋诗则能事益精，诸法变化无所不极。他又以为汉魏诗如初架屋，栋梁柱础门户已具；六朝诗始有牕櫺楹槛屏蔽开阖；唐诗则于屋中设帐帏床榻器用诸物，而加丹垩雕刻之工；宋诗则制度益精，室中陈设种种玩好，无所不蓄。（均见《原诗》四）这样说，踵事增华，正是愈变而愈盛，愈变而愈工。不过他再说：“大抵屋宇初建，虽未备物，而规模弘敞，大则宫殿，小亦厅堂也；递次而降，虽无制不全，无物不具，然规模或如曲房奥室，极足赏心，而冠冕阔大，逊于广厦矣。”（《原诗》四）所以变亦不能渐离其本。变是应当变的，趋新本不足以为病；本也是应当顾到的，穷古也是应有的条件。变之有盛有衰，其关键即在这上面。说得最明白的，莫如下边的一节话：

不读《明良》、《击壤》之歌，不知三百篇之工也；不读三百篇，不知汉魏诗之工也；不读汉魏诗，不知六朝诗之工也；不读六朝诗，不知唐诗之工也；不读唐诗，不知宋与元诗之工也。夫惟前者启之，而后者承之而益之；前者创之，而后者因之而广大之。使前者未有是言，则后者亦能如前者之初有是言；前者已有是言，则后者乃能因前者之言而另为他言。总之，后人无前人，何以有其端绪；前人无后人，何以竟其引伸乎？譬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则其根，苏李诗则其萌芽由蘖，建安诗则生长至于拱把，六朝诗则有枝叶，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开花而谢，花谢而复开，其节次虽层层积累，变换而出，而必不能不从根柢而生者也。故无根则由蘖何由生，无由蘖则拱把何由？不由拱把则何自而有枝叶垂荫而花开花谢乎？若曰，审如是，则有其根斯足矣。凡根之所发，不必问也；且有由蘖及拱把成其为木，斯足矣，其枝叶与花，不必问也。则根特蟠于地而具其体耳，由蘖萌芽仅见其形质耳，拱把仅生长而上达耳！而枝叶垂荫，花开花谢，可遂以己乎？故止知有根芽者，不知木之全用者也；止知有枝叶与花者，不知木之大本者也。（《原诗》三）

木之全用与大本，是一样的重要。因此崇源与崇流，皆不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