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性灵与格调的协调

申涵光是理学家，故所言与黄梨洲为近；毛先舒是诗人，故就诗论诗，其所见又与申氏不同。

毛氏，钱塘人，初名先舒，字稚黄，后更名骙，字驰黄，事见《清史稿》四百八十九卷，其论诗之著，有《诗辨坻》四卷。

《诗辨坻》卷四有《竟陵诗解驳议》，专攻锺、谭《诗归》论诗之谬。其序云：

迨成弘之际，李、何崛起，号称复古。……及其敝也，庞丽古事，汩没胸情，以方幅啴缓为冠裳，以剟肤缀貌为风骨，剿说雷同，坠于浮滥，已运丁衰叶，势值末会，楚有锺惺、谭元春，因人心属厌之余，开纤儿狙喜之议，小言足以破道，技巧足以中人，而后学者乃始眩瞀杨歧，迟回襄辙；嚣然竞起，穿凿纷纭，救汤扬沸，莫之能阏。

所以他也是欲调剂七子、竟陵之弊而兼取其长的。他以为古今谈诗家之持论，不外三弊：泥于六义者，或强咐比兴，或排斥丽辞，这是一弊。专尚气魄者，故作奇肆，致违矩度，这是二弊。专尚新变者流为鬼涩，致乖大雅，这是三弊。以象征解诗，以道学论诗者属第一弊；七子之失有一部分属第二弊，而公安、竟陵之失则属第三弊。因此，他驳性灵之说云：

鄙人之论云，诗以写发性灵耳，值忧喜悲愉，宜纵怀吐辞，蕲快吾意，真诗乃见。若摸拟标格，拘忌声调，则为古所域，性灵斯掩，几亡诗矣。予案是说非也，标格声调古人以写性灵之具也，由之斯中隐毕达，废之则辞理自乖。夫古人之传者，精于立言为多；取彼之精，以遇吾心，法由彼立，杼自我成，柯则不远，彼我奚间！（卷一，《鄙论》篇）(www.xing528.com)

那么，主格调者仍可以有性灵，而主性灵者却先离于法度了。这是他主格调之理由。他又说：

鄙人之论又云：夫诗必自辟门户以成一家，倘蹈前辙，何由特立，此又非也。……借如万历以来，文凡几变，诗复几更，哆口高谈，皆欲呵佛，然而文尚隽韵者则黄、苏小品，谈真率者近施、罗演义。诗之佻亵者，效吴歌之昵呢，龌龊者，拾学究之馀渖。嗤笑轩冕，甘侧舆台，未餐霞露，已饫粪壤。……岂若思古训以自淑，求高曾之规矩耶？若乃借旨酿蜜，取喻镕金，因变成化，理自非诬。（卷一，《鄙论》篇）

那么，主格调者仍可有新变，而主性灵尚新变者，反不合于新变了。这也是他主格调之理由。当时钱塘王嗣槐亦有《与阮亭祭酒书》谓：“学之而似者李、王是也；失其神犹未失其形，以形求神，神可得也。学之而不似者，苏、黄是也，形既失矣，神于何有！失其形并失其神矣。”（《桂山堂文选》三）这与毛稚黄的论调也可说是相同的。

稍后，施愚山（闰章）之论诗主温柔敦厚，与申涵光近；朱竹垞（彝尊）之论诗仍主唐音，又与毛先舒之说为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