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性情与风教的关联

明末清初，钱牧斋以诗坛主盟之资格，大声疾呼，将以转移风气。可是，风气虽转，而其说与其诗卒不能厌天下人之心，于是变而为神韵，更变而为格调。此种转变固不免也受牧斋的影响，但与牧斋诗论却不相一致，因为他们不必一定转移明人的风气。

先言申涵光。涵光字孚孟，号凫盟，永年人，顺治中恩贡生。所著有《聪山集》、《荆园小语》诸书，事见《清史稿》四百八十九卷。　

邓汉仪序申氏《聪山集》云：“世之学者，不深原夫性情风教之际，而徒弹射夫历下、竟陵，追逐夫华亭、娄上，庸知为大雅之所斥而不见收也哉！”这是邓氏论申氏诗的话，但是也可看出申氏论诗之主张。盖申氏论诗主旨，也同其作风一样，不外“深原夫性情风教之际”而已。彼处明末清初之际，满腔哀愤无可发泄，一以寄之于诗，故论诗颇主性情。又他本是道学家，所著有《荆园小语》、《荆园进语》诸书，故论诗又颇主风教。

性情与风教，由申氏以前言，是诗人之诗论与道学家之诗论之所由分；由申氏以后言，又是性灵说与格调说之所由分，袁子才与沈归愚的辩难即是为此问题。所以此二者似乎绝不易沟通。然而他竟能沟通之，他竟能“深原夫性情风教之际”。

性灵说与格调说的冲突，在申氏前，即公安、竟陵与前、后七子之争。而申氏之主张，却仍是七子之主张。如其《青箱堂近诗序》所谓：

诗之必唐，唐之必盛，盛必以杜为宗，定论久矣。近乃创为无分唐宋之说，于是少陵、青莲、眉山、放翁相提并论。其意谓不必专宗唐耳。久之潜移默化，恐遂专于宋而不觉。夫唐自大家名家而外，亦非一格，如郊、岛之孤僻，温、李之骈丽，元、白之轻便，流弊所至，渐亦启宋之端，然而唐之诗自在也。宋贤自眉山、放翁而外，如永叔、山谷、圣俞、子美非不峥嵘一代，然而唐法荡然。至须溪、沧浪枕藉少陵字栉句比而去之愈远。此其故难言也，所争在风神气象之间，而造语疏密，立意显晦不与焉。至何、李诸公专宗盛唐，遂已超宋而上，则后之从事于诗者可知矣。……夫诗之日变，如巾服綦履，长短阔狭互为变更，惟大雅者择中以为矩，若宋诗日盛，则渐入杂芜。（《聪山文集》一）

又其《荆园小语》中云：

学问以先入为主，故立志欲高，如文必秦汉，字必锺王，诗必盛唐之类，骨气已成，然后顺流而下，自能成家，若入手便学近代，欲逆流而上，难矣。

此种主张，简直全是七子理论。然而毕竟与七子不同，即因深原夫性情风教的关系。诗之必唐，唐之必盛，盛之必以杜为宗，他以为早成定论。不过七子流弊，亦是事实。其《蕉林诗集序》云：“诗至济南而调始纯。……故自唐以来，语音节者以济南为主，后之学者莫能过也。乃其黄金白雪，自立蹊径，慕者效之，抑又甚焉。满目苍黄，至不解意欲道何事，性情之灵障于浮藻，激而为竟陵，势使然耳。”（《聪山文集》一）于是他欲以性情济格调之穷，却不欲重扬竟陵之波，所以说“就彼音节，舒我性情”（同上）。这即是折衷于群贤的态度与主张。(www.xing528.com)

不仅如此，他更欲折衷诗人之诗论与道学家之诗论使合而为一。盖他以为如何“就彼音节，舒我性情”呢？即因标举温柔敦厚兼主风教之故。以温柔敦厚论性情，而性情不佻；以温柔敦厚论格调，而格调也不流于肤廓。后来沈归愚之论诗，一方面重格调，一方面讲温柔敦厚，恐即受此影响。然而袁子才与沈归愚终究不免因性情风教的分歧而打笔墨官司，所以申氏之合二者为一，便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他在《王清有诗引》中说过：“理学风雅，同条共贯。”（《聪山文集》二）他在《马旻徕诗引》中又说过：“夫理学与诗判而不一也久矣。儒者斥诗为末技，比于雕虫之属，而太白嘲诮鲁儒，备极丑诋。……予谓世俗所谓理学与诗皆非也。……三百篇多忠臣孝子之章，至性所激，发而成声，不烦雕绘而恻然动物。是真理学即真诗也。”（《聪山文集》二）是则理学风雅所以同条共贯的缘故，即因真理学即真诗的关系。何以真理学即真诗呢？盖他所谓真理学也即是真性情之流露。他说：“诗之精者必真。夫真而后可言美恶。……貌谨愿而心浇刻，性情之伪，延于风教，而诗其兆焉。”（《聪山文集》二，《乔文衣诗引》）那么，假理学便只成为假心情，所以也不成为真诗。何以真诗又即真理学呢？盖他所谓真诗，也不能不达于理。他说：“三百篇皆理学也，敷情陈事而理寓焉。理之未达，无为贵诗矣。”（《王清有诗引》）那么，只有达理者，才有“吾与点也”之意；也只有达理者，才能触绪成咏。

这样一讲，两相冲突的理论，可以减少他的摩擦了。不仅减少摩擦，而且可以合而为一。盖他所谓温柔敦厚之说，含有二种意义：其一，以“和”字解释温柔敦厚，那即是传统的说法，如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及“中声之所止”之类皆如此。其二，以“不和”解释温柔敦厚，如所谓“穷而后工”，如所谓“不得其平则鸣”，这在昔人不以为是温柔敦厚，而他以为也是温柔敦厚。由前一义言，是重在风教的立场讲的；由后一义言，又是重在性情的立场讲的。因此，在他的理论体系上便不见其冲突。他可以有传统的讲法，如《连克昌诗序》云：“凡诗之道以和为正。……乃太史公谓《诗》三百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夫发愤则和之反也，其间劳臣怨女悯时悲事之词诚为不少，而圣兼著之，所以感发善心而得其性情之正，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所以正夫不和者也。”（《聪山文集》一）这即是以“和”字解释温柔敦厚的例。他也可以有非传统的讲法，如《贾黄公诗引》云：“温柔敦厚诗教也，然吾观古今为诗者，大抵愤世嫉俗，多慷慨不平之音。……然则愤而不失其正，固无妨于温柔敦厚也欤？……夫流连光景以消侘傺，此善于处愤者也。第不失所谓敦厚者而温柔在是矣。”（《聪山文集》二）这又是以“不和”解释温柔敦厚的例。这样一讲，于是以温柔敦厚为媒介，而性情与风教得到联系了。《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这即是性情。然而愤而不失其正，这即是温柔敦厚。即使愤而失其正，然而性情不失，仍足感发善心，这即是温柔敦厚之诗教。

不仅如此，他再本这一点以论杜甫之诗，而论调便与七子之学杜不同。如《乔文衣诗引》云：

嗟乎！真之一字，为世所厌久矣。少陵不云乎？“畏人嫌我真。”其在当时，流离困踬，皆真之为害，故人嫌亦自嫌也。然而光焰万丈，至今益烈，真之取效颇长。（《聪山文集》二）

如《屿舫诗序》云：

古诗类尚和平。吾见古之能诗者，率沉毅多大节，即如杜陵一生褊性畏人，刚肠疾恶，芒刺在眼，除不能待，其人颇近严冷，与和平不类也。而古今言诗者宗之。恶恶得其正，性情不失，和平之音出矣。绕指之柔与俗相上下，其为诗必靡靡者，非真和平也。（《聪山文集》一）

于是他所取于杜甫者，在其真，同时也在其温柔敦厚。这与上文所谓发愤之所为作而仍不失性情之正，正是同样意思。乡愿总成为乡愿，尽管八面玲珑，阿世取宠，决不能肝胆外露，也决不成为真诗。大概他所受到的时代刺激也不免太深刻了吧！所以对于张覆舆（盖）这样独行之士，反引为同调。其行不妨狂怪，其言不妨矫激，正须于不和平中乃见其真和平。为什么？时代便是一个反常的时代呀！他是在这种观点上联系性情与风教的，所以他的学唐宗杜，也不同于前后七子之学唐宗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