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批评史：渔洋的态度及主张

在前一节，说明了渔洋早年标举神韵的意旨；在这一节，又企图着说明渔洋晚年标举神韵之旨。渔洋诗风之变，不仅在俞兆晟《渔洋诗话》序中说过，即渔洋门人张云章所撰《蚕尾诗集序》也说明此意。他说：

云章尝见向之为诗者，人尽曰我师盛唐，而规摹声响，汩丧性灵已甚。自有先生之诗，唐人之真面目乃出，而又上推汉魏，下究极于宋元明以博其旨趣，而发其固蔽。以迄于今，海内才人辈出，则又往往自放于矩矱，以张皇谲诡为工，滔滔而莫之反。先生近年遂多为淡泊之音，以禁其嚣嚣无益者。

可知渔洋早年之为唐，原不十分偏向淡泊之音，虽则性分所近，原与王、孟为合，但至少可看出与晚年所主有些不同。渔洋于《鬲津草堂诗集序》中也曾说及此种思想转变之故。他说：“三十年前予初出交当世名辈，见称诗者无一人不为乐府，乐府必汉铙歌，非是者弗屑也；无一人不为古选，古选必十九首公，非是者弗屑也。予窃惑之，是何能为汉魏者之多也，历六朝而唐宋，千有馀岁，以诗名其家者甚众，岂其才尽不今若耶？是必不然。故尝著论以为唐有诗不必建安、黄初也；元和以后有诗，不必神龙、开元也；北宋有诗，不必李、杜、高、岑也。”（《蚕尾集》七）这是他从格律而转变到才调的主张。然而时风众势，原自捉摸不定，扶得东来西又倒。所以他再说此种主张所生的影响：“二十年来海内贤知之流，矫枉过正，或乃欲祖宋而祧唐，至于汉魏乐府古选之遗音，荡然无复存者。江河日下，滔滔不返，有识者惧焉。”他原不是反对汉魏盛唐，他只是为一般规抚汉魏盛唐者下一针砭；而一般人不知此意，又以向之规抚汉魏盛唐者规抚两宋，这简直谈不到透澈之悟，即所谓第一义之悟而无之了。这那里是渔洋的意思。袁子才之论渔洋诗云：“清才未合长依傍，雅调如何可诋誐。”所谓清才，所谓雅调，颇能得渔洋诗一部分的真相。渔洋此种论诗主张之转变，也可说是以清才救一般人宗唐之弊，以雅调救一般人学宋之弊。施愚山于《渔洋续诗集序》中也说明此意。他说：“阮亭盖疾夫肤附唐人者了无生气，故间有取于子瞻，而其所为《蜀道》诸诗，非宋调也。诗有仙气者，太白而下，惟子瞻能之，其体制正不相袭。学《五经》、《左》、《国》、秦汉者，始能为唐宋八家学；三百篇汉魏八代者，始能为三唐，学三唐而能自竖立者，始可以读宋元：未易为拘墟鲜见者道也。”所以渔洋之有取于宋元，不过博其旨趣，至其所作，依旧不违于唐音。昧者不察，望风而靡，又相率提倡宋诗，以为清新。雅调沦亡，如何不使“有识者惧焉”。“新灵浸以佶屈”，即因着力为之，矜才使气，愈变愈怪，亦愈变而愈俗。所以他以为学宋人诗而从其支流余裔，未能追其祖之自出，以悟其以俗为雅、以旧为新之妙理，则亦未得为宋诗之哲嗣也。（见金居敬《渔洋续诗集序》引先生言）这是他对于宋诗的态度，所以他的诗不会落于宋格。

不仅如此，他正因恐怕人家落于宋格，所以标举平淡之旨。《鬲津堂草诗集序》中再说：“昔司空表圣作《诗品》凡二十四，有谓冲淡者曰，遇之匪深，即之愈稀；有谓自然者曰，俯拾即是，不取诸邻；有谓清奇者曰，神出古异，淡不可收：是三者品之最上。”以此论诗，当然不会张皇谲诡而滔滔不返，当然更不会雷同挦扯，以生吞活剥为能事。后人对于渔洋诗之认识，对于神韵说之认识，全着眼在这一点，而各种误会，却也正从这一点生出。

随园诗云：“清才未合长依傍，雅调如何可诋誐。我奉渔洋如貌执，不相菲薄不相师。”又《仿元遗山论诗》三十八首之一云：“不相菲薄不相师，公道持论我最知，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上文我们引及袁诗的时候，便说他仅得渔洋诗一部分的真相，即因随园对于渔洋的认识，恐怕也近于耳食，只知其晚年所造的平淡之境，而不曾理会到渔洋诗之全部。林昌彝说得好：“阮亭诗用力最深，诸体多入汉魏唐宋金元人之室；七绝情韵深婉，在刘宾客、李庶子之间。其丰神之蕴藉，神味之渊永，不得谓之薄，所病者微多妆饰耳。若谓阮亭诗不喜纵横驰骤者为之薄，阮亭岂不能纵横驰骤乎？简斋之论，阮亭有所不受。”（《射鹰楼诗话》七）阮亭正不欲为宋诗之纵横驰骤，所以“以大音希声，药淫哇恶习”，谓为才薄，岂得为当！

论到此，觉得渔洋之主张宋诗，似乎有些矛盾了。汪懋麟与徐乾学的争论，也即为这似乎矛盾的问题。但是假使知道上文所述他对宋诗的态度，那么，他之主张宋诗原不足为奇。渔洋之《跋陈说岩太宰丁丑诗卷》云：“自昔称诗者，尚雄浑则鲜风调，擅神韵则乏豪健，二者交讥。”（《蚕尾续文》二十）(www.xing528.com)

神韵也，风调也，二而一，一而二者也。他便想于神韵风调之中，内含雄浑豪健之力，于雄浑豪健之中，别具神韵风调之致。这才是他理想的诗境，这才是所谓神韵的标准。清利流为空疏，恐怕又是一般误解神韵，只以半吞半吐为超超元著者流所最易犯的弊病。渔洋所谓神韵，原不是如此。现在可即以渔洋自己所说的话为证。他于《芝廛集序》中说：

芝廛先生刻其诗若干卷，既成，自江南寓书命给事君属予为序。予抗尘走俗，且多幽忧之疾，久之，未有以报也。一日，秋雨中，给事自携所作杂画八帧过予，因极论画理，久之，大略以为画家自董巨以来，谓之南宗，亦如禅教之有南宗云。得其传者，元人四家，而倪、黄为之冠。明二百七十年，擅名者唐、沈诸人称具体，而董尚书为之冠，非是则旁门魔外而已。又曰：凡为画者，始贵能入，继贵能出，要以沉着痛快为极致。予难之曰：吾子于元推云林，于明推文敏，彼二家者画家所谓逸品也，所云沉着痛快者安在？给事笑曰：否，否，见以为古淡闲远，而中实沉着痛快，此非流俗所能知也。

予闻给事之论，嗒然而思，涣然而兴，谓之曰：子之论画也至矣。虽然，非独画也，古今风骚流别之道，固不越此。请因子言而引伸之可乎？唐宋以还，自右丞以逮华原、营邱、洪谷、河阳之流，其诗之陶谢、沈宋、射洪、李杜乎？董巨，其开元之王、孟、高、岑乎？降而倪、黄四家，以逮近世董尚书，其大历、元和乎？非是则旁出，其诗家之有嫡子正宗乎？入之出之，其诗家之舍筏登岸乎？沉着痛快，非惟李、杜、昌黎有之，乃陶、谢、王、孟而下莫不有之。子之论，论画也，而通于诗，诗也而几于道矣。子之家先生，方属予论次其诗，请即以此言为之序，不亦可乎？（《蚕尾集》七）

这样，所以渔洋之有取于少陵，乃至有取昌黎、子瞻，于其标举王、孟之旨初不冲突。人家以其标举神韵，宗主王、孟，便以为神韵说是这般简单，渔洋诗亦这般单调，可谓大误。陆嘉淑之《序渔洋续诗集》云：“今操觚之家好言少陵者，以先生为原本拾遗；言二谢、王、韦者，又以为康乐、宣城、右丞、左司；其欲为昌黎、长庆及有宋诸家者，则又以为退之、乐天、坡谷复出。而先生之诗其为先生者自在也。”可知渔洋之诗在当时人原还知道他是多方面的。诗非一家之诗，论亦非一端之论。所谓“神韵得，而风格、才调、法律三者悉举诸此矣”，也可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