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人讲诗，也曾示人以领悟，但是所拈出的是一个“法”字。于法中求悟，便只能偏重在作法方面，而不会理会到诗人作诗之本意。所以他最反对法。他说：
近有吴中顾梦麟者以帖括塾师之识说诗，遇转则割裂别立一意，不以诗解诗，而以学究之陋解诗，令古人雅度微言，不相比附，陋子学诗，其弊必至于此。（《诗绎》）
古诗及歌行换韵者，必须韵意不双转，自三百篇以至庾、鲍七言，皆不待钩锁，自然蝉连不绝。此法可通于时文，使股法相承，股中换气。近有顾梦麟者，作《诗经塾讲》，以转韵立界限，划断意旨，劣经生桎梏古人，可恶孰甚焉！晋清商《三洲曲》及唐人所作，有长篇拆开可作数绝句者，皆蠚虫相续成一青蛇之陋习也。（《夕堂永日绪论》）
近体中二联，一情一景，一法也。“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云飞北阙轻阴散，雨歇南山积翠来。御柳已争梅信发，林花不待晓风开”，皆景也，何者为情？若四句俱情而无景语者，尤不可胜数。其得谓之非法乎？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截分两橛，则情不足兴，而景非其景。（同上）
起承转收，一法也，试取初、盛唐律验之，谁必株守此法者。（同上）
他反对以转韵立界限的法，他反对以情景相配的法，他更反对讲起承转收的法。易言之，即是他反对一切画地成牢以陷人的法。盖这些法，都是学究指示初学作诗者的一种门径。用这些话头以论昔人之诗，当然觉其枘凿不入。一方面曲解古诗，一方面也使人拘束得不会作诗，因为这些都是死法。“死法之立，总缘识量狭小，如演杂剧，在方丈台上，故有花样步位，稍移一步则错乱，若驰骋康庄，取涂千里，而用此步法，虽至愚者不为也。”（《夕堂永日绪论》）所以在这些死法中，不会了解诗，也不会作诗。(www.xing528.com)
比这种呆板的法，讲得稍微活一些，则有所谓“格”。格的问题，王氏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格也是艺苑教师的手法。他说：
一解奕者，以诲人奕为游资，后遇一高手与对奕至十数子，辄揶揄之曰，此教师奕耳。诗文立门庭，使人学己，人一学即似者，自诩为大家，为才子，亦艺苑教师而已。高廷礼、李献吉、何大复、李于鳞、王元美、锺伯敬、谭友夏，所尚异科，其归一也。才立一门庭，则但有其局格，更无性情，更无兴会，更无思致，自缚缚人，谁为之解者！……李文饶有云“好驴马不逐队行”，立门庭与依傍门庭者，皆逐队者也。（《夕堂永日绪论》）
建立门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誉，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故嗣是而兴者，如郭景纯、阮嗣宗、谢客、陶公乃至左太冲、张景阳，皆不屑染指建安之羹鼎，视子建蔑如矣。……是知立才子之目，标一成之法，扇动庸才，旦仿而夕肖者，原不足以羁络骐骥；唯世无伯乐，则驾盐车上太行者，自鸣骏足耳。（同上）
立下了法，可以窒塞生机；定下了格，也足以桎梏才情。这样，都不是性情中事，所以无当于兴、观、群、怨，只为建立门庭的方便而已。明人论诗，正因各以偏胜见长，所以分别门户。清初一般人，大抵均反此风气，不欲以门庭自限。于是有一共同的倾向，都求之于古，同时也即求之于作诗之本。盖惟有这样，才能如船山所说“无从开方便法门，任陋人支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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