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目温柔敦厚与文体论

钝吟诗论，在消极方面，对七子竟陵的攻击、对沧浪诗话的攻击，诚可称是虞山诗派。至其积极的主张，则为钝吟所自得。其论温柔敦厚，是钝吟辨护其自己作风的理论；其论文体，又是钝吟指摘明人之误而进一步的建设。兹分别言之于次。“温柔敦厚诗教也”，这原是老生常谈，不足为奇；但冯氏论诗主张，确是从这点出发的。他说：

乐无与于衣食也，金石丝竹先王以化俗，墨子非之。诗赋无与于人事也，温柔敦厚圣人以教民，宋儒恶之。（《钝吟杂录》一）

顾仲恭先生不能作诗，尝自言不解其故。余告之曰，温柔敦厚，先生似不足。（同上）

此外，在其他各文中提到温柔敦厚四字的，也有好些处。不过，他所谓温柔敦厚，与后来沈德潜所说的温柔敦厚，又不全同。于此，我们又须注意他的诗学。王应奎《柳南随笔》，颇论到钝吟的诗学。如云：“定远之诗以汉魏六朝为根柢而出入于义山、飞卿之间。”（卷三）又云：“吾邑冯钝吟之学，以‘熟精《文选》理’为主。文必如扬雄、邹衍、李斯、司马相如，以至徐、庾、王、杨、卢、骆辈，而后为正体也。诗必自苏、李、曹、刘以至李、杜，而得杜之真者，李义山也。”（续笔）所以定远之诗颇多艳体及咏物之作。定远之诗学如此，而论诗主旨又如彼。所以他的论诗，盖以温柔敦厚建立其艳体诗的理论。钱陆灿序钱玉友诗云：“学于宗伯之门者，以妖冶为温柔，以堆砌为敦厚。”这所说的即是指钝吟一派。他的话，对于钝吟之诗虽有微辞，然而却颇中肯。

所以我们所应注意的，是他如何在香奁体、西崑体上面涂饰温柔敦厚的理论。他不赞成江西诗，以为江西诗粗劲的流弊至不成文章（见《寒厅诗话》引冯定远语）。他又不赞成讽刺诗，以为轻薄不近理的是有韵的谤书（见《钝吟杂录》一）。因为这些都与温柔敦厚之旨不合。其《叶祖仁江村诗序》云：“虞故多诗人，好为脂腻铅黛之辞，识者或非之；然规讽劝戒，亦往往而在，最下者乃绮丽可诵。今一更为骂詈，式号式呼，以为有关系，纨袴子弟不知户外有何事，而矢口谈兴亡如蜩螗聒耳，风雅之道尽矣。”（《钝吟文稿》）他总以为脂腻铅黛之辞，犹胜骂詈之作。所以他说：“以屈原之文，露才扬己，显君之失，良史以为深讥。忠愤之词，诗人不可苟作也。以是为教，必有臣诬其君，子讼其父者，温柔敦厚其衰矣。”（《钝吟文稿》，《陆敕先玄要斋稿序》）因此，他教人宁以《才调集》、《玉台新咏》二书为主，而不欲空言有关系。

他在这方面再有一种积极的理论。他以为：“韩吏部，唐之孟子，言诗称鲍、谢；南北朝红紫倾仄之体，盖出于明远。西山真文忠公云：‘诗不必颛言性命，而后为义理。’则儒者之论诗可知也已。”他先举了唐宋儒者的言论以为根据，于是他再说：“人生而有情，制礼以节之，而诗则导之使言，然后归之于礼，一弛一张，先王之教然也。”（均见《陆敕先玄要斋稿序》）这样，他再找到了先王之教为根据了。礼所以节其情，诗却正所以导之使言其情，于是红紫倾仄之体正是礼义所在。“发乎情，止乎礼义”，这句话在冯钝吟看来，应当又有另一种新的解释了。论诗主温柔敦厚，却不同于沈归愚，论诗言性情，却又不同于袁子才。在他们为这些问题往复辨论者，在钝吟却把他沟通之。这可以说是他的特见。

不仅如此，即使倾仄之文，为非礼义所宜，而红紫之体仍不失为诗文正宗。他在《陈邺仙旷谷集序》中说：

 (www.xing528.com)

徐、庾为倾仄之文，至唐而变；景龙云纪之际，沨沨乎盛世之音矣。温、李之于晚唐，犹梁末之有徐、庾，而西崑诸君子则似唐之有王、杨、卢、骆。杜子美论诗有江河万古流之言，欧阳永叔论诗不言杨、刘之失而服其工，古之论文者其必有道也。盖徐、庾、温、李，其文繁缛而整丽，使去其倾仄加以淳厚，则变而为盛世之作。文章风气其开也有渐，为世道盛衰之征，君子于此有前知之道焉。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非直音声，其文字则亦有然者。盛而衰，衰而盛，其变如循环，非老于学者不足以辨之。（《钝吟文稿》）

这样，他的“炼饰文采”的主张，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他以为清词雅致，非无可取，而总不免寒乞相，不足以尽文章之观；必须才大学富，繁缛整丽，始见能事。人见红紫之体以为诗文之衰，他却称为转盛之因。宁取倾仄，不尚讥讪；宁取红紫，不尚寒薄。这是他积极方面的理论。故于《同人拟西崑诗序》中再说：“呜呼，自江西派盛，斯文之废久矣！至于今日耳食之徒，羞言崑体，然王荆公云，学杜者当从李义山入，欧阳文忠尝称杨、刘之工，世有二公必能鉴斯也。”后人能于这一方面发挥其理论者，惟钱保塘《沈云樵无定云盦诗集序》所言（见《清风室文抄》四），差与钝吟论旨，有些类似。

西崑艳体之外，钝吟所好即为《游仙诗》，盖取其运用才情，别有寄托，与西崑艳体相同。其兄已苍序其诗云：“大抵诗言志，志者心所之也，心有在所未可直陈，则托为虚无惝怳之词，以寄幽忧骚屑之意。昔人立义比兴，其凡若此，自古及今，未之或改。故诗无比兴非诗也，读诗者不知比兴所存，非知诗也。”（《默庵遗稿》九，《家弟定远游仙诗序》）比兴也，温柔敦厚也，都成为他们论诗的基础了。

冯氏论诗之长尚有一点足述，即在其文体论。明人之论文体不知源流正变，故所论都不免过泥。他们以为某体应有某格，于是强定诗与乐府之分，强定赋与歌行之分，实则都不过是悬格以求为模拟的方便而已。这种错误，清初人也往往指正，但是没有钝吟说得详备。

他从诗乐的源流上说明其体制之流变，于是知明人乐府生吞活剥，故作奇句之非。他说：“伯敬承于鳞之后，遂谓奇诡聱牙者为乐府，平美者为诗，其评诗至云某篇某句似乐府，乐府某篇某句似诗，谬之极矣。”（《钝吟文稿》，《古今乐府论》）他又说：“今日作乐府，赋古题，一也，自出新题，二也，据此而曰某篇似乐府语，某篇似诗语，皆于鳞、仲默之敝法也。”（又《论乐府与钱颐仲》）这些话，后来王渔洋也时常论及，故知渔洋称其多前人未发者，当即指此。渔洋不妨反对他驳沧浪之说，同时也不妨赞同他的文体论。王应奎《柳南随笔》于此问题，乃谓渔洋前后议论之相反，由与赵秋谷有隙的关系，则不免小视渔洋了。

又明人之论诗赋，也有同样拘泥的情形。他则以为“诗赋分区定于前汉，然体例相近，赋或似诗，诗或似赋”，所以汉世多五言小赋，而庾信之赋亦似七言歌行。明人不知此理，强生分别，于是杨升庵改梁元帝赋为诗，李空同改骆宾王赋为诗，而王凤洲直云王子安《春思赋》以为歌行则佳，以为赋则拙。（见《钝吟文稿》，《论诗与叶祖德》）钝吟集中多举这一类的错误，即是钝吟论文体比明人通达的地方。

明人对于文体区分，过求清晰固不合事实，然有时不加划分，又易涉混淆。如冯惟讷《诗纪》于古逸部分尽载铭、诔、箴、诫、祝、赞、繇词诸体，而锺、谭《诗归》亦选及《易林》，此又明人不明诗体之证。（《钝吟杂录》三）明人分析不当者，钝吟则观其会通；明人混淆不清者，钝吟又细加区别。这是他的贡献。昔人之论文体，只须分得有理，如《文苑英华》之分歌行与乐府为二，他也承认的；只须合得有理，如昔人之以歌谣为诗，他也承认的。对于文体的辨析，不能不谓是钝吟诗论中一大功绩。

此外，论六朝文笔之分，论齐梁体与律体之别，论绝句有古律之分，亦多前人所未发。（见《杂录》卷三及卷四）王渔洋、赵秋谷之论古诗声调，恐亦受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