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张鸿辑印《常熟二冯先生集》，其跋谓：“启、桢之间，虞山文学蔚然称盛。蒙叟稼轩赫奕眉目，冯氏兄弟奔走疏附，允称健者。祖少陵、宗玉溪、张皇西崑，隐然立虞山学派，二先生之力也。”他创立“虞山学派”之称，或不易得一般人的公认；然而二冯诗论与牧斋有相合之处却是事实，而且他们见解，对于明代诗坛，亦颇有摧陷廓清之功。我们为要看出清初诗坛这一些关系，所以也不妨即用“虞山诗派”的名称。
牧斋诗论也与其文论有关系。牧斋论文，攻击七子，攻击竟陵，其论诗也是如此。其论文，因掊击七子、竟陵之故，而提出一“真”字，重在真学问，与真性灵，其论诗也未尝不如此。不过诗与文之体制不同，性质有殊，所以他的诗论也有不能为文论所范围底。
诗至唐而变尽，也至唐而体备，所以唐以后的作家很不容易跳出唐人的范围。于是所采取的不外二种途径：或取其精神而变其面貌，如宋诗是；或袭其面貌而遗其神理，如明诗是。这固然只能说是大概的趋势。而牧斋之诗论，即是建筑在反抗明代诗坛一般的趋势上的。
明代的诗坛何以会造成这一般的趋势？易言之，即何以明代一部分人的诗论可以劫持整个的诗坛？关于这，我总觉明人的文学批评，有一股泼辣辣的霸气，与前后诸代的文学批评不同。他们所持的批评姿态，是盛气凌人的，是抹煞一切的。因其如此，所以只成为偏胜的主张；因其偏胜，所以又需要劫持的力量；因其有劫持的力量，所以又能博取一般人的附和。待到时过境迁，诗坛易帜，理论尽管变更，姿态却仍如旧。所以明代诗坛会造成这一般的趋势。不仅如此，即就牧斋的文学批评而言，虽没有这种偏胜的主张，然而一股泼辣辣的霸气，则在字里行间依旧充分地流露着的。
因此，我们看牧斋对于七子和竟陵的攻击，不要仅仅注意他内容的问题，更应注意他对于他们批评态度的攻击。内容方面的攻击，与文论中所言尚没有什么大出入。批评态度方面的攻击，才是诗论中比较明显的现象，比较可以注意的事情。
何以要重在批评态度的方面呢？即因为批评态度可以影响到诗论。《湖外野吟序》云：“萌于骄，甲于易，翳于昧，杀于欺，四者得一，即有下劣诗魔入其心腑，牛鬼蛇神飞精说法。”（《有学集》十八）起初因于态度之“骄”、“易”、“昧”、“欺”而有下劣诗魔入其心腑。待到下劣诗魔盘踞心腑以后，于是积非成是，反欲飞精说法为下劣诗魔建设其理论了。下劣诗魔的诗论，本难说服众人，于是不得不出以狂易的态度。他在《赠别胡静夫序》中再说：
今之称诗者掉鞅曲踊，号呼叫嚣，丹铅横飞，旗纛竿立，捞笼当世，诋谰古学，磨牙凿凶，莫敢忤视。譬诸狂易之人中风疾走，眼见神鬼，口吞水火，有物冯之，懵不自知。已而晨朝引镜，清晓卷书，黎丘之鬼销亡，演若之头具显，试令旋目思之，有不哑然失笑乎？（《有学集》二十二）
他竟以“狂易”二字，批评当时批评界的态度。狂易二字，牧斋文中时常遇到。他在《王贻上诗集序》中更加以解释。他说：“不知古学之由来而勇于自是，轻于侮昔，则亦同归于狂易而已。”（《有学集》十七）勇于自是，轻于侮昔，即是我所谓泼辣辣霸气的表现。其《答徐巨源书》中说得更具体：“兼并古人未已也，已而复排击之以自尊；称量古人未已也，已而复教责之以从我。榷史则晔、寿、庐陵折抑为皂隶，评诗则李、杜、长吉鞭鞑如群儿。”（《有学集》三十八）这还不是狂易是什么？以这种霸气劫持的诗坛，欲图改革，诚不容易。所以他只能慨叹着说：“今之为诗者……才益驳、心益麄、见益卑、胆益横，此其病中于人心，乘于刦运，非有反经之君子，循其本而救之，则终于胥溺而已矣。”（《有学集》二十，《娄江十子诗序》）
这是就诗坛霸气的劫持者言，至于被劫持者随波逐流，也是牧斋所痛心的。这在《族孙遵王诗序》中曾痛切地说过：(www.xing528.com)
窃常论今人之诗所以不如古人者，以谓韩退之之评子厚，有勇于为人，不自贵重之语，庶几足以蔽之。何也？今之名能诗者，庀材惟恐其不博，取境惟恐其不变，引声度律惟恐其不谐美，骈枝斗叶惟恐其不妙丽，诗人之能事可谓尽矣。而诗道固愈远者，以其诗皆为人所作，剽耳傭目，追嗜逐好，标新领异之思侧出于内，哗世炫俗之习交攻于外。摛词拈韵，每怵人之我先，累牍连章，犹虑己之或后。虽其中写繁会，铺陈绮雅，而其中之所存者，固己薄而不美，索然而无馀味矣。此所谓勇于为人者也。生生不息者灵心也，过用之则耗；新新不穷者景物也，多取之则陈。……唐人之诗，或数篇而见古，或只韵而孤起，不惟自贵重也，兼以贵他人之诗。不自贵则诗之胎性贱；不自重则诗之骨气轻。不交相贵重，则胥天下以浮华相诱说，伪体相覆盖，风气浸淫而江河不可以复挽。故至于不自贵重，而为人之流敝极矣。（《有学集》十九）
他竟欲于诗坛中觅特立独行之士，觅不随流俗毁誉为进退的人。于此，可以看出时风众势之不易摆脱；于此，可以看出捐除旧习改革风气之大非易事。所以他在《黄子羽诗序》中也慨叹着说：“近代之学诗者，知空同、元美而已矣。其哆口称汉魏、称盛唐者，知空同元美之汉魏盛唐而已矣。”（《初学集》三十二）
由前者言，他将使人看破劫持者的技俩，可以不为所动。由后者言，他将使人运用自己的思想，不致轻易为人劫持，然而在当时，为七子之学者，尺寸比拟，俯仰随人，本是牧斋之所谓“奴”。而一方面却借他人之地位，攘他人之所有，其不可一世的气概，俨然像晏平仲的御者，意气轩昂，目空一切，则又成牧斋之所谓“剽”与“僦”了。为竟陵、公安之学者，师心而妄，虽似乎可以运用自己的思想，然而其心之粗由于其才之驳，其胆之横由于其见之卑：此即震川所谓“惟庸故妄”之说。于是一方面只成为“蟪蛄之声发于蚯蚓之核”，一方面“陈根宿莽滋蔓因仍”，依旧不免腐烂满纸的结果。（见《有学集》四十七，《书梅花百咏后》）模拟者偏饶霸气，师心者亦带奴习，这是牧斋所以不得不大声疾呼，对于他们批评态度力施攻击的理由。
正因这一点，所以牧斋所欲改革者，是当时人之诗，还不重在当时人之诗论。他在《季沧苇诗序》中说过：“今夫人之称诗者，眉目不同，兴会各异，设坛分繹，互相甲乙，远则追随秦踀，近则跳浪越楚，纵极其精神才力，横度捷出，不过灭没于二百年来名人魁士洄渊洑流之中，亦成其为今人之诗而已矣。”（《有学集》十七）当时人的诗是要不得的。虽则当时人的诗，其根据也在当时人的诗论。然而牧斋在这方面却觉得平心静气，犹承认诗论本身有其相当的价值、相当的贡献。其《题怀麓堂诗钞》所云：“近代诗病其证凡三变。”由弱病以至狂病，由狂病以至鬼病，而实际则“救弱病者必之乎狂，救狂病者必之乎鬼”（《初学集》八十三）。这即是说诗论之改变其主张，完全是应当时诗坛的需要针对当时诗坛的病根而发的。他在《鼓吹新编序》中所假设的医喻，颇能发挥此义。
亦知夫旧医新医之说乎？旧医新医之所用者皆乳药也。王之初病也，新医禁旧医之乳药，国中有欲服者当斩其首，而王病愈。及王之复病也，新医占王病仍应服旧医之乳药，而王病亦愈。今夫诗，亦若是而已矣！上下三百馀年，影悟于沧浪，吊诡于须溪，象物于庭礼，寻扯吞剥于献吉、允宁，举世瞑眩，奉为丹书玉册，皆旧医之属也。今之所择而取者，旧医之乳药与？新医之乳药与？抑亦新医所断之乳药即旧医所服之乳药？是乳药者亦是毒害，亦是甘露，以疗病得差为能，而不应以新旧医为区别与？（《有学集》十五）
此可见牧斋并不反对旧医主张。不过，至少在当时，流弊太甚，不得不有以改革之耳。同样的药，可以是毒害，亦是甘露。同样的理论，可以救弊，也可以生弊。所以他追究李、何、李、王致病之原，深斥沧浪妙悟之说，而在《徐元叹诗序》中却说：“宋之学者祖述少陵，立鲁直为宗子，遂有江西宗派之说，严羽卿辞而辟之，而以盛唐为宗，信羽卿之有功于诗也。”（案严羽字仪卿，牧斋文中常误称“羽卿”）原来沧浪之说虽有流弊，而在当时却是有贡献的。其论沧浪的诗论是如此，其论当时别家的诗论也未尝不是如此。明人诗论之一再转变，全出针砭时病，原不为误；然而所以成为每变愈下者，即由于这种劫持的霸气的态度，可以使人除此之外不再知有诗，可以使人除今人之诗以外不再知有诗。所以我说牧斋所大声疾呼以施攻击者，还在当时诗人的批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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