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述：中国文学批评史

崔述，字武承，号东壁，大名人。事见《清史稿》四百八十八卷，所著有《考信录》等。其弟子陈履和辑为《崔东壁遗书》。近顾颉刚先生复补辑序传佚文兼及其一家之作为《东壁遗书》前、后编。

崔氏与章实斋同时，又都以史学著名。胡适之先生谓乾隆四十六年崔述与章学诚同在大名县，不知曾否相见，曾否会谈。（见《崔东壁遗书前编·科学的古史家崔述》）这诚是一个怪有趣味的谜。崔氏与章氏都接近宋学，而又都是史家，所以论调颇有相类之处。章氏以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崔氏也有同样的意思。《考信录提要》云：“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二帝三王之事备载于《诗》、《书》，孔子之言行具于《论语》。”（卷上释例）又云：“圣人之道大而难窥，圣贤之事则显而易见，与其求所难窥，不若考所易见。”（卷下总目）《考古续说》云：“道统即治法也，治法即道统也。……故凡孔子所言之理，即尧舜所行之事非有二也。”（卷一）这均与实斋之旨为近。因为这一点根本出发点相同，所以实斋言学贵致用，而崔氏亦言：“殚精经义、留心治术为有用之学者，殊罕所遇，然后知学问之难言也。”（《考信录提要》卷下总目）又实斋不欲高谈心性，而崔氏亦谓：“近世诸儒类多摭拾陈言，盛谈心性，以为道学，而于唐虞三代之事，罕所究心。”（《考信录提要》卷上释例）甚至章氏谓六经皆史，而崔氏亦言：“三代以上，经史不分，经即其史，史即今所谓经者也。后世学者，不知圣人之道体用同原，穷达一致，由是经史始分。”（《提要》卷下，《洙泗考信录》）固然，六经皆史之说，也不是实斋的创见。王阳明、钱牧斋均已言之，但说得这般分明的，当推章、崔二氏。所以章、崔二氏究竟有没有会谈，真是一个有趣的谜。

然而他们论调虽近，而在史学上之成就，则不相一致。实斋好言流别，而东壁长于考证，实斋所得在文史，而东壁所得在辨伪。这个分别，即由他们学术的渊源不同。章从陆学入，即所谓浙东学派，而崔从朱学入，故近于浙西学派。章从陆学入，而不腾空谈，故与袁枚不同。崔从朱学入，而擅长史学，故又与戴震不同。章实斋谓戴震是朱学，胡适之先生亦谓崔述是朱学，而同时又与当时之汉学运动有同样的精神，这都是卓见。我们明白这些关系，然后知道章、崔二氏都是宋学中间通经服古道问学的一派，故其学术渊源虽有朱、陆之分，而与空言心性之朱、陆末流均不同。

因此，章、崔虽均以为道不离事，而走的途径却不同。章氏以政教典章为事，故欲通古而兼欲通今，崔氏重在事之真伪，于是遂偏于考古。他以为事失实则违道，所以经朱子之辨伪，而南宋而后，六经之义始得大著。（见《考信录提要》上）他以为：“虚实明，而后得失或可不爽。”（见同上）所以同样的由事以明道，而章氏所说还不如崔氏之切实。必如崔氏之治学方法，才为正本清源办法。

崔氏论文之著有《文说》上、下二篇，载《无闻集》卷二。其论文之旨，亦与实斋相近重在中有所见。《文说》上云：“贤人君子明理之士，固有不工文者；然未有于道茫然，无牖隙之见而能文者也。”这是为文的根本条件。“文所以载道”，这原是道学家习见的论调。不过论道而重在牖隙之见，则便与一般道学家不同。为文而不求之道，只求其法，这固是于道茫然；即论道而蹈常习故无牖隙之见，也同样是于道茫然。所以他以饮食为喻：“道其物也，文其味也，六经稻粱之味也，孟与韩鱼肉之味也，班、马、欧、柳之言，间有羶腥焉。有其道而文不美焉者，失饪者也。摭拾六经之遗文，剿窃注疏之成说，以为明道焉者，食禦而矻，鱼馁而肉败者也。庄周、韩非非圣人之道而见美于世，犹葱荽椒蒜樟鹿驴驘之肉，非味之正，而人喜食之者多也。然视烹土煮泥以求味者，则不可谓无物，视世之心无所得而摹拟古人之言以为文者，则不可谓无道。”（《文说》下）此喻甚妙。文与道不可分，犹味与物之不可分。失饪则无味，陈与宿而至鱼馁肉败，也是无味。为了不要失饪，所以他自言“取昌黎、柳州、庐陵三家文熟玩其理”（见《无闻集》三，《上汪韩门先生书》），以便自抒所见。为了不要陈宿，所以又必须有牖隙之见。

因此，他对于道的解释是：“道也者，物之理也，其于人也为情，其于事也为义为势。大之而天地圣人之所不能尽，小之而愚夫愚妇之所可知，一草一木之所以消长皆道也。”（《文说》下）无往而非道，所以以为：“百家技艺之书，亦各有其道焉。”甚至工于博奕者，言博奕之所以胜负，也即博奕之道。不过道虽无所不在，而不能不分醇驳。所以六经为稻粱，而庄韩为葱荽椒蒜了。

照此解释，道是文之内容、文之意义。所以说：“文也者载此者也。其意显，其事悉，其情通，是文而已矣。”（《文说》下）不过文要达此意义也殊不易。文必与此意义恰恰相符，使其义显事悉而情通，这便大不容易。故其《上汪韩门先生书》云：“言固有能达有不能达，有必多而后达，有虽多而愈不达者。苏子瞻云‘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若之乎其能使文不烦而意毕达也。”因此，葱荽椒蒜樟鹿驴驘之肉虽非味之正，而并不失馁，也并不过时。他能表现他固有之味，故也能为世人之所嗜。这是他的所谓文与道的关系。与章实斋清真之说，实在也有一些类似。(www.xing528.com)

文与道合，味与物合，于是本此标准以看昔人之文，便觉得文随时异。何以文随时异？即因事随时异，因为事也即所谓道。“是非得失之故，贤人哲士之事实皆合焉谓之文。”（《文说》上）这即是所谓载道。这样讲，所以又可本此见解以辨伪。《考信录提要》云：

唐虞有唐虞之文，三代有三代之文，春秋有春秋之文，战国秦汉以迄魏晋，亦各有其文焉。非但其文然也，其行事亦多有不相类者。是故战国之人，称述三代之事，战国之风气也；秦汉之人称述春秋之事，秦汉之语言也。《史记》直录《尚书》、《春秋传》之文，而或不免杂秦汉之语，伪《尚书》极力摹唐虞三代之文，而终不能脱晋之气。无他，其平日所闻所见皆如是，习以为常而不自觉，则必有自呈露于忽不经意之时者。少留心以察之，甚易知也。（卷下总目）

是则崔氏于文，也如沧浪这般具有所谓金刚眼睛的了。他从各时代之事，以领略各时代之文，进以探求各时代之道，自然眼光与别人不同。他即本此眼光以读文，本此眼光以治史，自然又能成为崔氏一家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