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受到严厉批评

胡适之先生《章实斋年谱》云：“先生对于同时的三个名人，戴震、汪中、袁枚皆不佩服，皆深有贬辞。但先生对戴震，尚时有很诚恳的赞语，对汪中也深赞其文学；独对袁枚则始终存一种深恶痛绝的态度。”（页九十六）这是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实则在清代的学术空气之下，大都是些抱残守缺的学者，执而不化的学者，至于当得起通才达识四字，能够运用其思想，有独到的见解，有一贯的系统，对于各种学问事理都能衡量适当，绝无畸轻畸重出奴入主之弊者，恐怕只有袁子才、只有章实斋。章氏《辨似》、《习固》诸篇，在态度上可说与袁枚很相似，可是他们二人在思想上又冲突到这般田地，所以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早已说过了。他们对于他们所持之是非，都能自圆其说，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可惜我们只见章氏攻袁，而不见袁氏攻章之论，否则针锋相对，当极尽论辩之能事。

实斋对于袁枚，何以要这样深恶痛绝呢？他一生不甚得志，对于当时名人也许有些忌嫉，如适之先生所说或亦难免。实斋之批评戴震谓：“激于世无真知己者，因不免于已甚耳。”那么他有时不免故逆时趋，对于当时名流，不惮昌言排击者，或亦类此。这是诛心之论。我们可以作此想，亦可以不必作此想。我以为章、袁之争还是中国学术上的问题，不是他们此是彼非的问题。

实斋有《朱陆》篇论究学术源流，谓：“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末流无识，争相诟厉，与夫勉为解纷，调停两可，皆多事也。”（《遗书》二）这真是通达之论。在此文中以戴学为朱学之正传，为自来论朱学者所未发，可谓卓见。不过章氏所言，是本于道问学与尊德性二者之区别而来。这是方法的问题，犹不是朱、陆二学中心的问题。实则同样的高谈性天，朱、陆也有一些分别；章氏一概以伪陆、王病之，也未为允当。我们须知他们所以能分立门户，即因他们各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见解。实斋以为“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遗书》二，《浙东学术》），所以不以惟腾空言的朱、陆门户为然。他于《浙东学术》篇中，以顾亭林为浙西之学，黄梨洲为浙东之学，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二人均非讲学专家，故互相推服而不非诋；所以以为“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浙东学术》）。这话原也有相当见地。但是同时，我们也须知天人性命之学不妨以空言讲也。不以空言讲，所以宗朱的顾亭林氏以经学为理学，而成为浙西学派；宗陆的黄梨洲氏以史学为经术，而其后遂衍为流别之学，成为浙东学派。浙东学术之所以宗陆而不悖于朱者，即因方法方面犹重在道问学的关系。不妨以空言讲，所以朱子一派可以成为理学；而陆象山一派，可以衍为心学。不仅心学与经史之学不同，即理学也可离经学而独立。其原因即因经学、史学重在“实际”，而理学、心学重在“真际”的关系。实际，即章氏之所谓事物。章氏谓“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易教》上），诚是不错，但只是说理学之出发点须根据事实，须从实际的事物得来。至于理学、心学之本身却尽可说是不切实际，不管事实。所以章氏所言，是本于史学的立场，而不是本于哲学的立场。由章氏之学言，固与宋学为接近，只因他个性又近于史学，所以对于不切实际之理学，不免有些隔膜。章氏所得于理学者，乃是沟通史家与宋儒之见解，所以以为“三人居室而道形矣”。三人居室，即今日所谓社会的生活。在某一社会中，必依照此社会所规定之规律以行动，而此种规律，原出于事势之自然，这即是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因此，他不免带些道学家常有的态度，即是好以规律绳人。他的攻击袁子才，全是出于这种卫道的态度来的。道学家所常说到的天理，即是能适合此社会的规律，所以要遵循。正统派的道学家，往往如此。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岂谆谆然命之乎？原来天理仍不外于人情，天原无所表现，所表现的仍是人，这即是陆象山所谓“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由这一点言，所以不仅人情不是不道德底，即人欲也不是不道德底。在某种社会中有革命行动的人，其行动虽不合此社会所规定之规律，而在理论上仍不失为道德的行为。有革命思想的人，其思想虽被当时人认为不合于天理，而此种思想却有时正可成为新社会的规律。陆、王学派在道学上所以带有革命的倾向者，其原因全在于此。李卓吾谓道理闻见，多读书识义理，反足以失童心，即是此理。李卓吾所以要是非大戾于时人，并大戾于昔人，也是此理。可是，陆、王学派恒为道学界集矢之的，所以真是大胆的革命的理论恒不成为道学而反流衍为文学。文学中的正统派以道自任，也不会有此倾向，于是只有叛统的小品文反敢说些真话。道学家以天理为是非的标准，而文人则以人情的是非为标准。天理人情在起初原相距不远，可是到后来，有天理看法的是非，有人情看法的是非，于是李卓吾之流虽欲不戾于时人或昔人，而不可得了。本于道学家天理的看法，为传统的规律所束缚，所以只重在名，而忽略其实，而有时转不免于伪。本于小品文人人情的看法，即是本这点灵明之心以推究此种规律，所以虽近于“真”，而不免常偏于破坏。(www.xing528.com)

理学、心学之分歧是如此。分歧以后复演成各不相同的流变，一方面成为偏重史学的章实斋，一方面成为偏重文学的袁子才，于是两人虽有冲突，而一般人也不易察知其冲突之关系与原因了。

袁氏受了颜、李学的影响，而颜习斋之学本从陆、王入手，其大胆批评宋儒攻击朱子，仍是陆、王习气。不过明季王学末流，如李卓吾之徒知而不行，于是虽带革命思想，结果只腾为口说，其弊仍与宋儒相同。习斋矫之，重在行而不先求知，实则仍是阳明知行合一之教，而一般人却觉其别创门庭，不易看出是受王学的影响了。后来颜、李之学受环境的压迫，虽欲行而无从，不得不遁为穷经与为文。于是如袁氏者只能在消极方面，至多在自身行为上，不顾世俗名教之毁誉，以独行其所是，而不免稍流于矫激。人之视之，遂也看同李卓吾一样成为斯文败类了。

明白这点，然后知道实斋所攻击袁氏者不外二点，一是议其无德，一是讥其不学。《妇学》、《诗话》诸篇，议论虽多，要不外此二义。实则是非既戾于昔人，当然无德；生平原不欲为学者，也不妨不学。实斋所言虽大放厥辞，可谓对于袁子才的思想全未得其要领。不要看轻文人之文，以为不学无识。文人之文而能掀起一时思潮者，决不是不学无识之流所能为。只有依草附木随风气为转移者，才为不学无识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