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文理与文例的关系

章氏之所谓古文既如此，那么，可以知道古文家之所谓文法，也不是章氏之所谓文法。其《文格举隅序》云：“古人文无定格，意之所至而文以至焉，盖有所以为文者也。文而有格，学者不知所以为文，而竞趋于格，于是以格为当然之具而真文丧矣。”（《遗书》二十九）此语虽为时文而发，然亦与古文之理相通。古文家之所谓法，实在是格，而不是法。章氏之所谓法，则是上文所谓规矩方圆，而不是评点标识之格。

不过，他所谓规矩方圆到底是什么？《文理》篇中并未加以说明，所以仍有阐说的必要。我们根据章氏其他诸文所言，而知他所谓规矩方圆——即所谓文法，不外二义：一是文理，一是文例。

他于《文理》篇中反对古文家之所谓法，即因古文家之所谓法不合于文理。“比如怀人见月而思，月岂必主远怀！久客听雨而悲，雨岂必有悲况！然而月下之怀，雨中之感，岂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怀藏为秘密，或欲嘉惠后学，以谓凡对明月与听霖雨，必须用此悲感方可领略，则适当良友乍逢及新昏宴尔之人，必不信矣。”（见《文理》篇）所以作者之文虽合于文理，而经古文家特为指出以为文法，那便不合文理了。“如啼笑之有收纵，歌哭之有抑扬，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同上）这即是经人揭示之法，不合文理之例。所以这些法即使出于古文家会心有得，也不可据为传授之秘。“吐己之所尝而哺人以授之甘，搂人之身而置怀以授之暖”，也未免风光狼藉了。

所以他说：“古人论文多言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才求助之方。”（《文理》篇）此种方法，即是所以明其理。能明其理，自然不会有种种拘泥，束缚于古文家之所谓法。章氏《古文十弊》所举诸例及《黠陋俗嫌杂说》所言各节要不外二种意义：在积极方面，使人知道怎样才合于义，必须自己具有卓识，不随流俗，然后才能当于事理；在消极方面，使人知道怎样避免古文家之所谓法，不致拘泥摹古，袭其形貌。所以文理之说，是他建立文法之说的理论。(www.xing528.com)

理论既立，原则既定，于是条例不妨琐屑。因此，有所谓文例之说。论文定例，原不始于章氏，重考据者如顾亭林、黄梨洲诸氏即已开此风气；即文人如袁子才也于其文集明定体例。所以清代学者之讲文例，自是一时风气使然。然而文例之起，实始碑志之学。自潘昂霄《金石例》后，继者纷起，可知文例原出于史学。章氏论文所以好言义例者在此。其《与邵二云论文》自谓：“于体裁法度义例，殆与杜陵所谓‘晚节渐于诗律细’也。”可知他对于文例是如何重视的了。

章氏讨论文例之文，如《与邵二云论文书》、《答周永清辨论文法》、《答某友请碑志书》，（均见《遗书》九）及《论文示贻选》（《遗书》二十九）与《文史通义·繁称》篇诸文所讨论的，都是辨正称名用词之误。而其标准则折衷于事理，取则于史法，所以文例之说也不是与文理无关。以上诸文所讲，固不免过于琐屑，但亦不可忽略，因为这即是他的所谓规矩方圆。

不要以为规矩方圆是很简单的。称名用词，虽是很微末的事，作文者大都能之，但须知其间也自有各种变化，有的由于文体的关系，有的由于时代的关系。即如实斋《墓铭辨例》（《遗书》八）及《报谢文学》（《遗书》九）诸篇所举，亦难以一端求之。章氏《与邵二云》云：“法度犹律令耳。文境变化，非显然之法度所能该；亦犹狱情变化，非一定之律令所能尽。故深于文法者，必有无形与声而复有至当不易之法，所谓文心是也。精于治狱者，必有非典非故而自协天理人情之勘，所谓律意是也。文心、律意非作家、老吏不能神明，非方圆规矩所能尽也，然用功纯熟可以旦暮遇之。”（《遗书》九）我们假使以文例为规矩方圆，那么文理即是所谓文心了，所以文理之说必得文例而始具体，而文例之说也必得文理而始完备。章氏《书郎通议墓志后》谓官名地名滥用古号即为文理不通，即为乖于法度。所以文理文例原是互有关系。章氏之所谓文法是如此。“文求其是”，这即是“是”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