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了章氏之学之长，与其所以为学之方，然后可以论到他对于学问之态度。
他也与经学家古文家一样主张义理、博学、文章三者之合一。《文史通义·原道》下云：
训诂名物将以求古圣之迹也，而侈记诵者如货殖之市矣；撰述文辞欲以阐古圣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宋儒起而争之，以谓是皆溺于器而不知道也。夫溺于器而不知道者，亦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则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学于文，而宋儒则曰玩物而丧志；曾子教人辞远鄙倍，而宋儒则曰工文则害道。夫宋儒之言，岂非末流良药石哉！然药石所以攻脏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见疾在脏腑，遂欲并脏腑而去之。将求性天，乃薄记诵而厌辞章，何以异乎？然其析理之精，践履之笃，汉唐之儒未之闻也。孟子曰：“义理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于一，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遗书》二）
这正是清代学者共同的主张。在清代的学术风气之下，一方面奖励专攻，而一方面几个学问成家的大师又无不主张综合，必须综合才能观其会通，才为见其大。彼以窄而深自诩者，适以自见其陋而已。章氏《与陈鉴亭论学》云：“其稍通方者，则分考订、义理、文辞为三家，而谓各有其所长，不知此皆道中之一事耳。著述纷纷，出奴入主，正坐此也。”（《遗书》九）
何以是道中之一事呢？他《与朱少白论文》中再说明其义云：“道混沌而难分，故须义理以析之；道恍惚而难凭，故须名数以质之；道隐晦而难显，故须文辞以达之。三者不可有偏废也。义理必须探索，名数必须考订，文辞必须闲习，皆学也。皆求道之资，而非可执一端谓尽道也。”（《遗书》二十九）这样讲，义理、考据、词章均是道中之一事，同时也即是学中之一事。由道之全量言，由学之全量言，都不可泥一端以求之。
然而所谓综合，也不是盲目的综合，无意义的综合。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之分，原出于自然的趋势；强为之合，必窒碍而难通。不过道术分裂以后，互为水火，以争门户，则其弊也不能不有以矫正之。这是当时人所以主张综合的原因。章氏为了恐怕人家再有什么误解，故于《文史通义·博约》下复申言之云：“后儒途径所由寄，则或于义理，或于制数，或于文辞，三者其大较矣。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缓其二，理势然也。知其所致为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缓之二为可忽，则于斯道不远矣。狥于一偏而谓天下莫能尚，则出奴入主，交相胜负，所谓物而不化者也。”（《遗书》二）因此，章氏所谓综合，只是“知其所致为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缓之二为可忽”而已。不以所缓之二为可忽，即所谓“道贵通方”；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缓其二，即所谓“业须专一”。章氏固云：“道贵通方，而业须专一，其说并行而不悖也。”（同上）并行不悖，即是他的通达之处。他再说：“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博约》中）又说：“学问文章须成家数，博以聚之，约以救之。”（《遗书》九，《与林秀才》）所谓博，即求其通方；所谓约，即期其专一。双管齐下，于是章氏论学之义始备。他岂若一般人之出奴入主、物而不化的呢？
这种说法或者还嫌于拢统，不见章氏论学之特点，那么，我们再可引他《答沈枫墀论学》所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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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风尚之所成言之，则曰考订、词章、义理；由吾人之所具言之，则才、学、识也；由童蒙之初启言之，则记性、作性、悟性也。考订主于学，词章主于才，义理主于识，人当自辨其所长矣。记性积而成学，作性扩而成才，悟性达而为识，虽童蒙可与入德，又知斯道之不远人矣。（《遗书》九）
他一方面不欲趋风气，而一方面又欲问天质之所近。所以由前者言，不欲矜于一端以出奴入主，记性所积，作性所扩，悟性所达，知斯道之不远；由后者言，又必须自忖己长勿离天质之良，盖即因才、学、识三者不能无偏，不得不自辨其所长。由前者言，主三者之合一；由后者言，又不能求三者之兼有。他是基于这样的观点上，所以以为并行而不悖的。
这种说法，固然足以见章氏论学之特点了，然而尚不见与章氏之学有什么关系。那么，我们再引《文史通义·史德》一篇以证实其说：
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义则夫子自谓窃取之矣。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遗书》五）
又《申郑》篇云：“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明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遗书》四）于是所谓义、事、文三者，有才、学、识的关系，有义理、考据、词章的关系，即由章氏一家之学言之，即由史家著述之道言之，也有如此关系。所以于此可以看出章氏对于学问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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