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得这样卓然自立，才可算是成家之学问。学问何以能成家呢？即在于有所见，即在于能通。这二端又是章氏治学得力的地方。
怎样能有所见？章氏于《家书》一曾指示之云：“尔辈于学问、文章未有领略，当使平日此心时体究于义理，则触境会心，自有妙绪来会，即泛览观书亦自得神解超悟矣。”又云：“劄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劄记则无穷妙绪如雨珠落大海矣。……今使逐日以所读之书与文，作何领会劄而记之，则不致于漫不经心。且其所记虽甚平常，毕竟要从义理讨论一番。”这即是叫人读书要运用思想，不可漫不经心。一方面体究于义理，则自能从大处着眼而所见者大；一方面领会所读之书与文，则都是自抒其见故能所见者精。其《答周筤谷论课蒙书》云：“古学俗学之分不在文字，在乎有为而言与无为而言。”其《再答周筤谷》一书云：“立言者必于学问先有所得，否则六经、三史皆时文耳。”（均见《遗书》九）所以他对治学最重要的，即是有所得。能有所得，然后写之为文，自然是有为而言。这是所谓成家之学问。
怎样能通？章氏也很注意到这问题。《文史通义·横通》篇云：“通之为名，盖取譬于道路，四冲八达无所不至，谓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可以达于大道，故曰通也。”（《遗书》四）他对于“通”有这二种解释，即因达于大道的通，由于能观其会通，而四冲八达的通，又重在能得以贯通。观其会通，故能泯异以为同，而所见者大；得以贯通，故能为成家之学问而所见者精。见大，所以知通之量；见精，所以致通之原。（见《遗书》八，《通说》）这又是他治学得力的所在。
《文史通义·辨似》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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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初见，毋论智愚与贤不肖，不甚远也。再思之，则恍惚而不可恃矣，三思之则眩惑而若夺之矣。非再三之力转不如初也！初见立乎其外，故神全；再三则入乎其中，而身已从其旋折也。必尽其旋折而后复得初见之至境焉。故学问不可以惮烦也。然当身从旋折之际，神无初见之全。必时时忆其初见，以为恍惚眩惑之指南焉。庶几哉有以复其初也。吾见今之好学者，初非有所见而为也，后亦无所期于至也，发愤攻苦，以谓吾学可以加人而已矣。泛焉不系之舟，虽日驰千里何适于用乎？（《遗书》三）
初须有所见，即是我们上文所说的要运用思想；后须有所期于至，又即是上文所说的达于大道。合此二者，才算得学问，才算得成家之学问。据其初见，即所以发展其天资之所近；入乎其中从其旋折，而仍须复到初见之至境，即是不欲为风气所转移。他再说：“孟子善学孔子者也，夫子言仁知，而孟子言仁义，夫子为东周，而孟子王齐梁，夫子信而好古，孟子乃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而求孔子者必自孟子也。”（同上）善学孔子而不求其似孔子，即由于有所见；不似孔子而仍不失为善学孔子，即由于能通。章氏之所谓“学”，必兼此二义而始全。
《文史通义·博约》下云：“是以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类必要于扩充，道必抵于全量，性情喻于忧喜愤乐，理势达于穷变通久，博而不杂，约而不漏，庶几学术醇固，而于守先待后之道如或将见之矣。”（《遗书》二）我们即可引他这一番话作上文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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