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蒋湘南论古文与经学家的登峰造极

再进一步，经学家之文论，更有与古文家绝不相同者，即为文与笔的问题。他们非惟不承认古文家之所谓义法，并且不承认古文家之所谓古文。此自阮元已开其端，而后来蒋湘南《与田叔子论古文》三书，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蒋湘南，字子潇，河南固始人，事见《清史列传》七十三卷，所著有《七经楼文抄》。蒋氏于文，受当时骈散合一之风之影响，其眼光自较局于八家者为廓大。故其《唐十二家文选序》云：

道一而二，曰阴曰阳，阳受阴化，奇只偶双。奇偶相间，律中宫商。物相杂声成音，皆谓之文，盖犹规矩之于圆方。是以六经之语，有奇有偶，文不窳而道大光也。三代以后之文或毗于阳，或毗于阴。升降之枢，转自唐人。唐以后之文主奇，毗于阳而道欹，此欧、苏、曾、王之派，所以久而愈漓。唐以前之文主偶，毗于阴而道忸，此潘、陆、徐、庾之派，所以浮而难守。（《七经楼文抄》六）

这种合骈散而为一的主张，已超出唐宋八家之范围。不仅如此，他更合经与文而为一，以超出一般所谓文苑与词章的范围。因此，他以为惟经学家之文，始可称为古文。其《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三书》云：

夫文章者，国运精华之所萃也。文章盛则人才盛，人才盛则儒术盛，儒术盛则治道盛，自古偏霸之世之文章，断不能盛于一统之世之文章，日星河岳之气，钟之厚而毓之奇也。我朝造邦东土，拓界两疆，中外一家，昭回旁薄，精华全萃于乾隆时。则有如戴编修东原先生，文入贾、董之室，经升游、夏之堂，北斗之南，一人而已。翼之以钱詹事竹汀、汪明经容甫两先生，挟日月以光洙泗，俾天下知孔子之经纶，即周公之经纶，心源既濬，胎息斯渊，而张编修皋文、武进士虚谷、陈编修恭甫、李县令申耆，亦能范文笔而一之。文苑、儒林，合同而化，彬彬乎君子儒焉。……戴先生往矣，吾因读其书而私淑其人。其当吾世而获从捧手者，有刘礼部申甫、龚礼部定盦、魏刺史默深三君。……刘君之文，子政、子云之流亚也；龚君之文，子长、孟坚之流亚也；魏君之文，管仲、孙武之流亚也。其于戴、钱诸先生，不必相袭，而周情、孔思，自能以真古文示天下。特天下之人，染伪八家之雾已久，故未有能尊信诸君子者。仆所以谓古文之失传，业五百年也。（《七经楼文抄》四）

他非惟不承认桐城派之文为古文，且以经学家戴东原、钱竹汀、汪容甫、张皋文、龚定庵、魏默深诸人之文为真古文。经学家之论文，至蒋氏可谓登峰造极了。大抵经学家之于文，可分三时期。戴、钱诸人，无意于文，仅取达意，故简直高古，辞无虚设，其作风虽与古文家不同，然以多偏单奇，与古文家之距离尚不甚相远。汪、张诸人，均以富于才藻，兼工骈词，征材博而琢句丽，取法六朝而得其神理，故又与宗主唐宋八家者异其旨趣了。至魏、龚诸人则故矜奇倔以求新，故尚艰深以学古，其风格又与周秦诸子为近，而与唐宋古文为远。桐城派于文于学均以宋为宗主，而经学家则均以汉为宗主。想不到当时汉学、宋学之分别，在文学上也有此分野。

明白此种关系，然后知道他对于明代秦汉派与唐宋派之批评所以与一般人不一样之故。他说：

明七子不喻此旨（指由文入笔），欲皮肤秦汉以矫宋元之弊，土偶木神，毫无灵响。惟弇州才力雄健，通史法，熟掌故，史料中本色文字，远逴欧、苏之上。而其他篇之模拟《史》、《汉》者，挦字扯句以为崔错，赝鼎之光，空吓腐鼠，是又不知古人模拟之法，在移神不在范貌耳。然惟其模拟于文者深，故其抑扬于笔者当，他人则不能矣。论者谓弇州赞熙甫，有“余岂异趋久而自伤”之语，遂以熙甫上弇州，此则目睫之论也。熙甫之弊，在于有笔无文，就欧、曾支派而论，其规行矩步，亦自成一邱一壑之山水。弇州老而怀虚，龙门已矗，又何妨自贬以扬之。后人盱衡往昔，当据两家之根柢，以定其规模，不当因一己之爱憎，以分其优劣。若优孟衣冠之说，更不足以服弇州。伪八家讵非优孟乎？里魁市卒之衣冠，安见其能傲楚相之衣冠耶！（《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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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都说熙甫得唐宋之神，閅州袭秦汉之貌，而他以为閅州根柢远胜熙甫；即使看作一样，都是优孟衣冠，也未必熙甫为独高。盖同样是优孟衣冠，仍应取法乎上，所以宗主秦汉者总觉较胜一筹。秦汉派之文论，竟有汉学家为之张目，似也可以惊异的事！

不仅为之张目已也，简直可视秦汉派之中兴。中兴之道有二：就文言之，则为由文入笔；就道言之，则又为由训诂以通大义。

由文入笔之说，在明季陈卧子、夏考功一流或早已见到此点。他们一样宗主秦汉，但以才华相煽，敷为藻丽之文，故其成就又与前后七子不同。清初吴梅村（伟业）、陈迦陵（其年）之文殆皆受其影响。蒋氏正看到这一点，故由其理论言之，虽也规范秦汉而决不会有七子之弊。他并不反对规范模拟，更不反对模拟秦汉。不过此中自有分别。他说：“夫模拟者古人用功之法，非后世优孟衣冠之说也。”（《与田叔子第二书》）是则模拟原不足为病。七子之弊，乃在模拟不得其法。盖他认为模拟，也应分别文体，文可模拟，笔则不可模拟。七子妄欲模拟《史》、《汉》，故成生吞活剥。归有光诸人欲矫其弊，于是学其开阖呼应之法，虽似稍胜一筹，然而文之不古，正自此始，所以依旧不能无流弊。必须像他这样由文入笔，则声色不蕲其古而自然入古。何以故？因为能通古人之训诂故。通古人之训诂，则合于古人言辞之辞之神气，所以虽模拟而无其流弊。他说：

大概古人用功，最严文笔之分。叶声韵者为之文，颂赞、箴铭、序论、奏对、诔谥、书檄以及金石诸篇，皆是也。不叶声韵者谓之笔，即史家叙事之作，因人褒贬以立意法，无可用其模拟者。其拟必自文始。音节取其铿锵，辞句贵乎华丽，事出沉思，义归翰藻，雄才博学，神明于声音成文之故，始能创新题而辟奇格。豪杰之士，从而和之，似范其貌，实取其神，用心既久，由钝入锐，然后浩乎沛然，成其文而有余，成其笔而亦无不足，则模拟非古人用功之法乎？（《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二书》）

彼所谓古人用功严文笔之分，宜由文入笔，正与近人分别文言、白话而以为应由文言以学白话的主张有些相近。所以说：“由文入笔其势顺，由笔反文其势逆。”（同上）此种见解，在当时颇与骈散合一派之主张为近。后来章太炎之主张宗魏晋文，恐也受其影响。不仅如此，即在私淑桐城古文之曾国藩，犹且欲合戴、段、钱、王之训诂，犹且悟到韩文之妙，实从相如、子云得来。可知株守欧、曾以来功令文式之古文，实在难以使人满意。

再有，古文家之凭借在理学，所以他更欲由训诂以通经义，而摧毁古文家之所凭借。他再说：

理学之儒之自称得圣人之道也又久矣。吾不敢谓圣人之道之必在于非理学，吾又何敢谓圣人之道之必在于理学乎？诸君子（指戴、钱、汪、张诸人）韫椟六经时时与圣人相见，闳意眇指，皆足为后之读经者示之门径。世之人欲起衰矫弊，必自通经始，通经必自训诂始。欲通古人之训诂，自不能不熟周秦两汉之文章，所谓由文入笔者，真古文之根柢，即在于此。伪八家之所以不能自立者，正坐不能如此。（《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三书》）

那么，真古文之根柢，原来仍在秦汉。不过以前秦汉派之文人，只在文中讨生活，所以仅成为貌似。经学家通其训诂，窥其意旨，而复熟其文辞，故于文则得其神理，于道亦别有创获。无论秦汉派与唐宋派，都是所谓“道之不明，何有于文”！而一般摹唐宗宋者，不通训诂，徒以剪裁驾空诸法自雄，则更是所谓“文之未是，何有于法”。方东树《汉学商兑》以后能复为经学辩护者，当推蒋氏此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