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用字与行气的重要性

于是，曾氏所论为文之法，不外上述二者，即是用字之法与行气之法。

由文章用字之法言，他主“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为理想的标准。（见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家训》）他与《家训》中屡言及此。他自言“吾于训诂、词章二端颇尝尽心”（见咸丰十年四月初四日，《家训》）。所以他于此方面的体会亦最精。他说：“吾观汉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曰训诂精确，二曰声调铿锵。”（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四日，《家训》）所谓训诂精确，即用字之法；所谓声调铿锵，又与行气之法有关。他于文事所得者即此。他说：

《文选》中古赋所用之字，无不典雅精当。尔若能熟读段、王两家之书，则知眼前常见之字，凡唐宋文人误用者，惟六经不误，《文选》中汉赋亦不误也。即以尔禀中所论《三都赋》言之，如“蔚若相如，皭若君平”，以一蔚字该括相如之文章，以一皭字该括君平之道，此虽不尽关乎训诂，亦足见其下字之不苟矣。（同上）

如能这样下字不苟，求其典雅精当，则古文之道自与骈体相同。唐宋文人所以有误用之字，即因他名为复古，而实用后人之语词与后人之语法，所以觉其训诂不能精确。再有，古文家之用字，除不能典雅精当外，不免染有学古的习气，特用奇字，以险怪相尚，于是艰涩奥僻，甚至不可句读。这也是古文家习见的弊病，于是他再拈出一“圆”字。《家训》中云：

世人论文家之语圆而藻丽者，莫如徐陵、庾信，而不知江淹、鲍照则更圆，进之沈约、任昉则亦圆，进之潘岳、陆机则亦圆，又进而溯之东汉之班固、张衡、崔骃、蔡邕则亦圆，又进而溯之西汉之贾谊、晁错、匡衡、刘向则亦圆。至于马迁、相如、子云三人，可谓力趋险奥，不求圆适矣，而细读之则未始不圆。至于昌黎，其志直欲凌驾子长、卿、云三人，戛戛独造，力避圆熟，而久读之实无一字不圆，无一句不圆。尔于古人之文，若能从鲍、江、徐、庾四人之圆，步步上溯，直窥卿、云、马、韩四人之圆，则无不可读之古文矣，即无不可通之经史矣。（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四日）(www.xing528.com)

此说更为入妙。所谓无一字不圆，无一句不圆，即由选字典雅，造句平稳之故。训诂精确，则典雅矣；能合古人语文法，则又平稳矣。典雅平稳，则自然能圆。所以为古文者有意求平固不可，即有意求奇也未为惬当。

他是站在此种关系上以使骈散之合一的。

由文章行气之法言，他又是以瑰玮飞腾之气运奇辞大句，为理想的标准。他于《日记》中又屡言及此。他说：“奇辞大句须得瑰玮飞腾之气驱之以行，凡堆重处皆化为空虚，乃能为大篇：所谓气力有余于文之外也。否则气不能举其辞矣。”（辛亥七月）他又说：“温、韩文数篇若有所得，古人之不可及，全在行气，如列子之御风，不在义理字句间也。”（癸亥十一月）这似乎是古文家习见的论调，然而不然。他再论行气之法谓：“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际，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无限妙境难于领取。每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纾非纾，古人无限妙用亦难领取。”（辛亥七月日记）又说：“雄奇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气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处在行气，其粗处全在造字选句也。”（咸丰十四年正月初四日，《家训》）这些话又似乎即刘海峰所谓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之意，然而也不尽然。盖曾氏之所谓行气，也是骈散兼顾的。他说：“行气为文章第一义，卿、云之跌宕，昌黎之倔强，尤为行气不易之法。”（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家训》）又说：“夜温《长杨赋》，于古人行文之气似有所得。”（己未九月，《日记》）那么，骈文之声调铿锵，也正是行气的工夫了。他又说：“因读辛、刘词，又大悟韩文之妙。实从子云、相如得来。”（壬子正月，《日记》）是则古人行气之法，又正从骈文中得来呢！

他又是站在此种关系上以使骈散之合一的。

此后，如张裕钊、吴汝纶诸人之论文，大率不外于姚、曾诸氏的见解，桐城文派到了清季，乃真日渐衰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