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论考据学对文章的影响

然而，曾氏之学不是泛滥而无所归的。他既确信舍文字无以窥圣人之道，而于道苟有所见，仍不可不求其文之无累。所以他说：“故凡仆之鄙愿，苟于道有所见，不特见之，必实体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虽曰不逮，志则如斯。”（《致刘孟蓉书》）是则他的学问，以文始、以文终，徹头徹尾，还是以文字为中心。他虽以德行事功震耀一世，而由学问言，他实是“有意于作者之林”（见《覆刘霞仙中丞书》）。有意于作者之林，所以不欲以重考据、义理之故，以累其文。他分别人心所具自然之文有二：曰理、曰情。于是以为：“自群经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悱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丰缛而寡实。”（《湖南文征序》）于是再以为：“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此皆习于情韵者类也；……法韩氏之气体以阐明性道，……此皆习于义理者类也。”（同上）他为文既欲骈散之合一，当然也不欲情理之偏胜。所以他一方面要矫骈体文丰缛寡实之失，而一方面又欲矫散体文激宕失中之弊。他不欲文之“寡实”，于是重在考证与义理；他又不欲文之“失中”，于是于所谓考证、义理复不欲使其为行文之累。因此，由考证言，则杜、马与许、郑同功；由义理言，则义理又与经济同类。其《圣哲画像记》云：“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故训，专治《说文》，多宗许、郑，少谈杜、马。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这固然是一个理由，实则由为文言，正因许、郑之学不能入文，而杜、马之学可以入文的缘故。其《示直隶学子文》云：“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词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差。”此其故，又因由为文言，敷陈义理不适于为文，而论述经济犹不必“扫荡一副旧习，赤立新立”的缘故。所以这样讲考据、义理，而考据、义理便不与文事相妨。

不仅如此，他所取于考据者，乃在文章用字之法。其《家训》中屡言文章、训诂合而为一之意。如云：“若于小学既粗有所见，正好从词章上用功。……自宋以后，能文章者不通小学；国朝诸儒通小学者又不能文章。”（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谕纪泽》）又云：“余尝怪国朝大儒于戴东原、钱辛楣、段懋堂、王怀祖诸老，其小学训诂，实能超越近古，直逼汉唐，而文章不能追寻古人深处，达于本而阂于末，知其一而昧其二，颇觉不解。私窃有志，欲以戴、钱、段、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谕纪泽》）是则考据之学，非惟不与文事相妨，正是有助于文章了。戴、段、钱、王诸人即因不注意文事，所以不能文章。非惟不能文章，由他“舍文字无以窥圣人之道”的主张看来，抑且不能得古人之义理。其子纪泽长于看书，而短于作文，故于《家训》中亦剀切谕之云：“此道太短，则于古书之用意行气，必不能看得谛当。”（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是则不能作文，即看书亦不能看得谛当。宋儒只于文辞中求义理，固不妥当；即“汉学家”于训诂文字中求义理，也不免是知其一未知其二。

不仅如此，他所取于义理者，乃在文章行气之法。他于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机应于心，不挫于物”二语，以为“机应于心，熟极之候也，《庄子·养生主》之说也。不挫于物，自慊之候也，《孟子》“养气”章之说也。不挫于物者体也，道也，本也。机应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他以不挫于物为养气之候，故于文境亦以雄直为上，而于姚姬传阳刚阴柔之说，宁与管同一样，偏主于阳刚。管氏以为：“与其偏于阴也，则无宁偏于阳。”管氏再以为：“古来文人陈义吐辞，徐婉不失态度，历代多有；至若骏桀廉悍，称雄才而足号为刚者，千百年而后一遇焉耳。”（均见《因寄轩文初集》八，《与友人论文书》）是则阳刚之弊较阴柔为少，而阳刚之美，于文境为尤难。所以曾氏于《答张廉卿书》中亦谓：“柔和渊懿之中必有坚劲之质，雄直之气，运乎其中，乃有以自立。”此即同于管同的主张。管同又谓：“日蓄吾浩然之气，绝其卑靡，遏其鄙吝，使夫为体也常弘，而其为用也常毅，则一旦随其所发，而至大至刚之境，可以塞乎天地之间矣。如此则学问成而其文亦随之以至矣。”（《与友人论文书》）而曾氏《家训》亦谓：“凡诗文欲求雄奇矫变，总须用意有超群离俗之想，乃能脱去恒谿尔！”（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谕纪泽》）这样讲，文之有以自立，正在人之有以自立。所以文之有取于义理者，正在文章行气之法。(www.xing528.com)

像他这样讲考据与义理，那才真是以词章为中心，而能使此三者之合一。不仅如此，他为了上述的用字之法与行气之法，于是所取于词章者，又不在一般古文家所公认的法度方面。他于《湖南文征序》云：“古之文初无所谓法也，《易》、《书》、《诗》、《仪礼》、《春秋》诸经，其体势声色，曾无一字相袭，即周秦诸子亦各自成体持此衡彼，画然若金玉与卉木之不同类，是乌有所谓法者！后人本不能文，强取古人所造而摹拟之，于是有合有离而法不法名焉。”（《文集》一）是则法不法之问题，原起于摹古之合与离，一般古文家都是于古人之作选择某一种体格而奉为准的，竭一生之力以奔赴之，故其势不得不出于摹拟，于是有所谓法。他们自谓得体之正，所以须求其法之合。曾氏看到古人本无所谓法，看到古人之文各自成体，本不求其同类，故不欲以义法之说范围人之心思。他于《谢子湘文集序》中说得尤其透澈。他以为：“古之为文者，其神专有所之，无有俗说庞言，淆其意趣。自有明以来，制义家之治古文，往往取左氏、司马迁、班固、韩愈之书，绳以举业之法。为之点、为之圆围以赏异之，为之乙、为之纤围以识别之，为之评注以显之。读者囿于其中，不复知点围评乙之外，别有所谓属文之法也者，虽勤剧一世，犹不能以自拔。故仆尝谓末世学古之士，一厄于试艺之繁多，再厄于俗本评点之书，此天下之公患也。”（《文集》一）此种论调，与方东树所言，正相反背，转与章实斋之说，可以引为同调。桐城派之于文，其所得原在评点之学；其所自信，也在开阖纵擒断续顿挫之法，而曾氏反以为学古之病，这便是与桐城立异的地方。其《经史百家简编序》云：“章句者，昔人治经之盛业也，而今专以施于时文；圈点者，科场时文之陋习也，而今反以施之古书。”他只认圈点为“末流之变迁”，并不认为“古文之真传”。曾氏之于桐城，所以能入而又能出者即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