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湖派的作风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桐城文和阳湖文

因此，恽氏虽建立了一套似乎有系统的理论，实则也与桐城诸老一样，仍以词章为事。所谓义理，所谓考据，所谓沛然有馀于文之外，都不过用以药仅仅模古之失，兼以助其文论系统之建立而已。

我们若从这一点以论阳湖派的作风，那便不会为他的文论所蒙蔽，而知所谓亦袍袖亦枪棓云者，初不必与其“文本说”有何关涉。盖桐城诸子从归、唐入手以进窥欧曾渐及马班，于统虽正，而于体不免近弱。章实斋《文理篇》谓“归、唐诸子得力于《史记》者，特其皮毛，而于古人深际未之有见”，即因他们以文章法度去论《史记》，当然不能窥其深际。而桐城诸子复蹈其覆辙，局促于义法之说，其体亦不得不弱。后来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之评恽子居文，每谓其“不可为法”。实则恽子居却正以“不可为法”自负。他正因有许多不可为法之处，然后才能于袍袖气外再加以枪棓气。假使说恽子居所不满意于“有意为古文”之处，那么正在这一点。

然而他虽不满意于“有意为古文”的桐城文，而实际上阳湖文之有意为古文，也正与之同。不过桐城文为了求其统之正，所以只以儒家为宗，而阳湖文则参以诸子而已。只以儒家为宗，故不免陈陈相因，而落于腐。即使有些生发，也往往其说愈正，则其体愈弱。这在恽氏《大云山房文稿二集自序》中已说得很明畅。他说：

昔者班孟坚因刘子政父子《七略》为《艺文志》，序六艺为九种，圣人之经，永世尊尚焉。其诸子则别为十家，论可观者九家，以为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至哉此言，论古之圭臬也。敬尝通会其说：儒家体备于《礼》及《论语》、《孝经》；墨家变而离其宗；道家阴阳家支骈于《易》；法家、名家疏源于《春秋》；纵横家、杂家、小说家适用于《诗》、《书》，孟坚所谓《诗》以正言，《书》以广听也。惟《诗》之流，复别为诗赋家而乐寓焉。农家、兵家、术数家、方技家，圣人未尝专语之，然其体亦六艺之所孕也。是故六艺要其中，百家明其际会；六艺举其大，百家尽其条流。其失者孟坚已次第言之，而其得者穷高极深，析事剖理，各有所属。故曰修六艺之文，观九家之言，可以通万方之略。后世百家微而文集行，文集敝而经义起，经义散而文集益漓。学者少壮至老，贫贱至贵，渐渍于圣贤之精微，阐明于儒先之疏证，而文集反日替者，何哉？盖附会六艺，屏绝百家，耳目之用不发，事物之赜不统，故性情之德不能用也。敬观之前世，贾生自名家、纵横家入，故其言浩汗而断制；晁错自法家、兵家入，故其言峭实；董仲舒、刘子政自儒家、道家、阴阳家入，故其言和而多端；韩退之自儒家、法家、名家入，故其言峻而能达；曾子固、苏子由自儒家、杂家入，故其言温而定；柳子厚、欧阳永叔自儒家、杂家、词赋家入，故其言详雅有度；杜牧之、苏明允自兵家、纵横家入，故其言纵厉；苏子瞻自纵横家、道家、小说家入，故其言逍遥而震动。至若黄初、甘露之间，子桓、子建气体高朗，叔夜、嗣宗情识精微，始以轻隽为适意，时俗为自然，风格相仍，渐成轨范，于是文集与百家判为二途。熙宁、宝庆之会，时师破坏经说，其失也凿；陋儒襞积经文，其失也肤。后进之士，窃圣人遗说，规而画之，睇而斲之，于是经义与文集并为一物。太白、乐天、梦得诸人，自曹魏发情；静修、幼清、正学诸人，自赵宋得理。递趋递下，卑冗日积。是故百家之敝当折之以六艺；文集之衰当起之以百家。其高下远近华质，是又在乎人之所性焉，不可强也已。(www.xing528.com)

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也许恽氏受了章实斋的影响，所以看到后世文集之敝。阳湖文与桐城文作风不同之点，也即在这两句：“百家之敝当折之以六艺，文集之衰当起之以百家。”他是要以百家而起文集之衰，所以自谓带些枪棓气，而王先谦等当然议其不可为法了。

所以我们说他依旧落于有意为古文的圈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