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本末条贯的关系揭示

那么，我们再看他所谓末是什么？他说：

盖犹有末焉。其机如弓弩之张，在乎手而志则的也；其行如挈壶之递下而微至也；其体如宗庙圭琮之不可杂置也，如毛发肌肤骨肉之皆备而运于脉也，如观于崇冈深岩进退俯仰而横侧乔坠无定也。如是，其可以为能于文者乎。（《与纫之论文书》）

文之机、文之行与文之体，都是所谓末。机欲其熟，行欲其顺，体欲其宜。这都是技的方面的问题。由本及末，则又有所谓从入之途。他说：“若其从入之途则有要焉：曰其气澄而无滓也，积之则无滓而能厚也；其质整而无裂也，驯之则无裂而能变也。”（《与纫之论文书》）在这里，用了很多抽象的名词，似乎不容易明白。实则按其所言，依旧不脱上文所说的“理”与“气”二字。不过言理与气，则可以离开了“文”而言，因为这是文人的修养，所以是文之本。言质与气，则可以就文而言，因为这又可以表现在“文”的中间，所以又成为从入之途。气，就文的风格言而兼及内容；质，就文的内容言而兼及风格。于是所谓理与气，有文以外的理与气，有文以内的理与气。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所谓本末条贯的关系了。原来他的所谓本末，虽说得极分明，极清楚，然而实际依旧即是一件事。我们只须看他《答来卿书》中所言：“看文可助穷理之功，读文可发养气之功。”（《言事》二）那么，所谓穷理养气云者，也仍旧变为“有意为古文”的方法。一转再转，仍旧落到有意为古文的方面。

再看他在这篇文中所举的看文之法与读文之法。其论看文之法云：

譬如《史记·李将军列传》“匈奴惊，上山阵”，一山字便是极妙法门。何也？匈奴疑汉兵有伏，以冈谷隐伏耳。若一望平原，则放骑追射矣。李将军岂能百骑直前，且下马解鞍哉？使班孟坚为之，必先提清汉与匈奴相遇山下，亦文中能手。史公则于匈奴惊下销纳之，剑侠空空儿也。此小处看文法也。(www.xing528.com)

《史记·货殖列传》千头万绪，忽叙忽议，读者几于入武帝建章宫、炀帝迷楼，然纲领不过“昔者”及“汉兴”四字耳。是史公胸次真如龙伯国人，可块视三山，杯看五湖矣。此大处看文法也。

此处所穷的理，何尝是穷文以外的理！其论读文之法云：

读文则湛浸其中，日日读之，久久则与为一，然非无脱化也。欧公每作文，读《日者传》一遍。欧公与《日者传》何啻千里，此得读文三昧矣。

此处所养的气，也何尝是养文以外的气。

这是不是矛盾呢？是的，但这是没法避免的矛盾。盖明清的古文家，都是“有意为古文”，不过明代文人只注重在如何模拟的方面，而清代文人则为要建立一番理论，所以再欲求之于文之外。然而古文之体，自唐宋以后规模已具，后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越其范围，于是说来说去，依旧不能不求之于文之中。这样，所以看文读文，可为穷理养气之助，而造成了理论上的矛盾。恽氏《上曹俪笙侍郎书》中有两句话：“文人之见日胜一日，其力则日逊焉，是亦可虞者也。”这真是再惬当不过的话。我们假使要找寻他的原因，恐即在依附其体而为之的关系。一方面欲求其文体之正，不得不依附其体；而一方面又知依附其体的流弊，所以论虽日高，而力则日逊。恽氏的一方面求其见之日高，一方面又恐其力之日逊，所以虽不欲有意为古文，却不自觉的仍坠入有意为古文的圈套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