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恽氏之论文

然则，这样讲法，是不是又同于道学家所谓“理明则文自至”呢？则又不然。他在《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序》中自述其学文经验，说得很明白。这也是一篇恽氏文论中比较重要的文字。他自己说：“十一学为文，十五学六朝文，学汉魏赋颂及宋元小词，十七学汉唐宋元明诸大家文。”这是他少年学文时期。后来其父告以读书之序，穷理之要，摄心专气之验，于是复反而治小学，治经史百家。这又是他壮年治学时期。最后，走京师、游中原，与天下士交，始欲以所得发之于文，而力袪下笔迂回细谨之弊。则是他一生经历，少年学文，中年穷理，最后再发而为文，以文始，亦以文终，这是他异于道学家之处。

我们明白他的学文经历，然后知道他所谓“有意为古文”，与“沛然于所为文之外”的意思。原来他所指摘的依附其体而为文，有类于他少年的学文经历。使才与学沛然于所为文之外，又有类于他中年的学文经历。必须经过他中年的学文经历，然后到后来再返而发之为文，便与依附其体以为文者不同。所以由他的理论推之，所谓读书穷理摄心专气，是为文之本，而所谓依附其体，则是为文之末。

他自己批评昔人的文论谓：“退之、子厚习之，各言其所历者也，一家之所得也。于天下之文，其本末条贯，有未备者焉。”（《初集》三，《与纫之论文书》）所以我们于恽氏之论文，也正应在本末条贯上着眼。

我们先看他的所谓本是什么？他说。

孔子曰：“辞达而已矣。”孟子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古之辞具在也！其无所蔽所陷所离所穷四者，皆达者也。有所蔽所陷所离所穷四者，皆不达者也。然而是四者，有有之而于达无害者焉，列御寇、庄周之言是也，非圣人所谓达也。有时有之，时无之，而于达亦无害者焉，管仲、荀卿之书是也，亦非圣人之所谓达也。圣人之所谓达者，何哉？其心严而慎者，其辞端；其神暇而愉者，其辞和；其气灏然而行者，其辞大；其知通于微者，其辞无不至。言理之辞，如火之明，上下无不灼然，而迹不可求也。言情之辞，如水之曲行旁至，灌渠入穴，远来而不知所往也。言事之辞，如土地之坟壤咸泻，而无不可用也。此其本也。（《与纫之论文书》）(www.xing528.com)

他所谓辞达，有圣人之所谓达与常人之所谓达。圣人之所谓达，是无所蔽、无所陷、无所离、无所穷，所以其辞端、其辞和、其辞大、其辞无不至。常人之所谓达，则不妨有所蔽、有所陷、有所离、有所穷，只须通达其意而已。

他是以圣人之所谓达为标准的，所以他重在培养其本。而培本之法，有先天的，有后天的。其《与来卿书》谓：“古文之诀，欧阳文忠公已言之。曰多读书、多作文耳，然必有性灵、有气魄之人方能。语小则直凑单微，语大则推倒豪杰，本原秽者文不能净，本源粗者文不能细，本源小者文不能大也。”（《言事》二）这便是指先天方面说的。其《答来卿书》所谓：“作文之法，不过理实气充，理实先须致知之功，气充先须寡欲之功。致知非枝枝节节为之，不过其心渊然，千万物之差别一一不放过，故古人之文无一意一字苟且也。寡欲非扫净斩绝为之，不过其心超然，千万事之攻取一一不黏着，故古人之文无一字一句尘俗也。”（《言事》二）这即是指后天方面说的。先天方面，非人力所能强，不足以示为学门径。后天方面，所指出的“理”与“气”二者，正所以药“支”与“敝”之病。穷理则不“敝”，自然无枪棓气；养气则不“支”，自然无袍袖气。所以他说：“须平日穷理极精，临文夷然而行，不责理而理附之；平日养气极壮，临文沛然而下，不袭气而气注之。则细入无伦，大含无际，波澜气格无一处是古人，而皆古人至处矣。”（《言事》二，《答来卿》）

这是他的文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