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古文病因与修正

明白了他这种不袍袖不枪棓而亦袍袖亦枪棓的文风，然后再去看他的文学观研究他的论文标准，就更容易明白。关于这，只能先引他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上曹俪笙侍郎书》。

古文，文中之一体耳！而其体至正。不可余，余则支；不可尽，尽则敝；不可为容，为容则体下。方望溪先生曰：“古文虽小道，失其传者七百年。”望溪之言若是。是明之遵岩、震川，本朝之雪苑、勺庭、尧峰诸君子，世俗推为作者，一不得与乎望溪之所许矣。望溪谨厚兼学有源本，岂妄为此论邪。盖遵岩、震川常有意为古文者也。有意为古文，而平生之才与学，不能沛然于所为之文之外，则将依附其体而为之。依附其体而为之，则为支、为敝、为体下，不招而至矣。是故遵岩之文胆，胆则用力必过，其失也少支而多敝。震川之文谨，谨则置辞必近，其失也少敝而多支。而为容之失，二家缓急不同，同出于体下。集中之得者十有六七，失者十而三四焉，此望溪之所以不满也。李安溪先生曰：“古文韩公之后，惟介甫得其法。”是说也，视望溪之言有加甚焉。敬当即安溪之意推之。盖雪苑、勺庭之失，毗于遵岩，而锐过之，其疾征于三苏氏；尧峰之失，毗于震川，而弱过之，其疾征于欧阳文忠公。欧与苏二家所畜有余，故其疾难形。雪苑、勺庭、尧峰所畜不足，故其疾易见。噫，可谓难矣！（《初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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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篇文章里，他先举出了古文的三种病，一是支，一是敝，一是体下。而所以支所以敝的原因，又有一部分在于为容。“为容则体下。”于是古人为文之失，又不妨以“支”与“敝”二者尽之。昔人文之犯“支”病者，他举了震川与尧峰。震川之文谨，尧峰之文弱，谨则不能变化，弱则不敢恣肆，其作风缓而毗于阴，所以“其失也少敝而多支”。昔人文之犯“敝”病者，他又举了遵岩与雪苑、勺庭。遵岩之文赡，侯、魏之文锐，赡则用力必过，锐则近于纵横，其作风急而毗于阳，所以“其失也少支而多敝”。因此，所谓“支”与“敝”二病，即近于上文所说的袍袖气与枪棓气。这二者——袍袖气与枪棓气，同出于文体之正，不可谓古文之传之尽失，然而袍袖气之失在支，枪棓气之失在敝，又不能不谓古文之不失其传。于是，他深究其原因症结所在，而得到一个结论，即是——“有意为古文”。有意为古文，所以只能以古文的标准作品为模范而依附其体而为之；依附其体而为之，当然使其“平生之才与学，不能沛然于所为之文之外”。于是沉潜者其失支，高明者其失敝，得其正者不能变，敢于肆者不能醇。遂使一般为古文者不是带袍袖气，便是带枪棓气。所以他注意到文人之所畜。欧阳与三苏也不免有袍袖枪棓之弊，只以“所畜有余，故其难形”。后人之为古文者正须注意在这一点，所以说：“如能尽其才与学以从事焉，则支者如山之立，敝者如水之去腐，体下者如负青天之高。于是积之而为厚焉，敛之而为坚焉，充之而为大焉，且不患其传之尽失也。”（见同上）

这原是清代为古文者所常持的论调，不过在他似乎另有一种说法。我们假使要问这种讲法与桐城派有什么关系，那么与姚姬传所谓义理、考据、词章合一阳刚阴柔合一之说，似乎都有些相近。硬性的枪棓气，有类于阳刚；而软性的袍袖气，有类于阴柔。要调剂之，使成为不枪棓不袍袖，而同时却亦枪棓亦袍袖，那么只有在词章之外，求之于考据或义理，于是阳刚阴柔之说与义理、考据、词章之说也得到连系了。所畜愈厚，则虽依附古文的标准作品以学文以作文，而能不流于支，亦不流于敝。何以故？因为得为文之本故。得为文之本，则不是有意为古文，而是无意为古文了。

这样才能得古文之传。才是恽氏理想中所谓得古文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