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诸家与明末清初文人的文风探讨

恽敬字子居，号简堂，江苏武进人，所著有《大云山房集》，事见《清史稿》四百九十卷。

恽氏论文颇有不满意于桐城诸家的论调。如于方望溪则谓“旨近端而有时而歧，辞近醇而有时而窳”（《大云山房文稿初集》三，《上曹俪笙侍郎书》）；论刘海峰则谓“识卑且边幅未化”（《二集》二，《上举主笠帆先生书》），“字句极洁而意不免芜近”（见《大云山房言事》一，《与章沣南》）；论姚姬传则言其“才短不敢放言高论”（见同上）。他不仅对于桐城派如此，即对于明末清初诸文人，亦有所不满。他《与舒白香》一文中说得最妙：

近世文人病痛多能言之。其最粗者，如袁中郎辈，乃卑薄派，聪明交游客能之；徐文长等，乃琐异派，风狂才子能之；艾千子等，乃描摹派，佔毕小儒能之。侯朝宗、魏叔子进乎此矣，然枪棓气重；归熙甫、汪苕文、方灵皋进乎此矣，然袍袖气重。能捭脱此数家则掉臂游行另有蹊径，亦不妨仍落此数家。不染习气者入习气亦不染，即禅宗入魔法也。（《言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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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可以代表阳湖派的态度。我们假使要知道阳湖派的风格与桐城派同异之处，便不可不注意他自己说的几句话：“能捭脱此数家，亦不妨仍落此数家。”他要比桐城有些枪棓气，比侯、魏又带些袍袖气。他要于粗豪中带些学养，学养中又足于气势。醇中见肆，肆中有醇，这才是他的理想。

他以为南宋后简直没有大文字，其《上举主陈笠帆先生书》中说：“自南宋以后束缚修饰，有死文无生文，有卑文无高文，有碎文无整文，有小文无大文。”（《二集》二）欲救其弊，惟有不局于义法的观念。必须济以灏然流行的气势，蓬蓬勃勃，有生气而后有生文；高视远瞩，有豪气而后有高文；积其气，逆其势，“想当施手时，巨刃摩天扬”，“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奡”，这样才能有整文，有大文。南宋以后的古文家，大都局促于古文的成法之下，有其严整而无其变化，所以觉得于袍袖气之外，更应济之以枪棓气。

但是枪棓气的文字多不衷于理。刘海峰之文笔锐而才健，在桐城派中要算是特出的人物了。然而他说：“姬传以才短不敢放言高论，海峰则无所不敢矣，惧其破道也。”（《与章沣南》）他对与刘海峰犹如此，当然对于袁中郎、徐文长以及当时赵瓯北一班人都不能满意了。他说：“大江南北以文名天下者几于猖狂无理，排溺一世之人，其势力至今未已。”（《上曹俪笙侍郎书》）所以觉得枪棓气也有缺点，更应济之以袍袖气。

在当时，袁子才颇想做些大文字，于桐城文外别树一帜，然而恽氏主张虽颇与相近，而品评却不加推崇，大概也嫌其猖狂无理，惧其破道吧！随园与桐城立异，他则不必与桐城立异。他要捭脱此数家，所以成为不袍袖不枪棓的文风；而同时却又不妨仍落此数家，于是成为亦袍袖亦枪棓的文风。“不染习气者，入习气亦不染”，阳湖文之异于桐城者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