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姬传以后，更有许多同为古文而不入桐城、阳湖诸派者，较前则有张士元，较后则有吴敏树。张氏字翰宣，号鲈江，震泽人，事见《清史稿》四百九十卷，著有《嘉树山房集》。吴氏字本深，号南屏，巴陵人，事见《清史稿》四百九十一卷，著有《柈湖诗文集》。
张、吴为文均宗震川，由震川以上及欧、曾、韩愈而远宗《史》、《汉》，所取途径全与桐城相同，但是均不愿局于桐城派中。张氏《与王惕甫书》谓“继震川者望溪，继望溪者盖难其人”。而《答施北研书》亦谓：“文章自方望溪先生后继起者盖难其人，姬传先生及恽子居皆世所推重，集中文高者固可追蹑古人，然比之望溪不逮远矣。”（均见《嘉树山房集》十）则对于桐城三祖，除望溪外，便无所许可了。吴氏以曾国藩作《欧阳生文集序》称其山桐城文派，大为不满。有《与筱岑论文派书》谓：“自来古文之家，必皆得力于古书，……乌有建一先生之言以为门户涂辙而可自达于古人者哉！”（《柈湖文集》六）那么，他们取径虽同，而态度仍不同。
张氏所得全在法度之间，他以提束明、界画清而用笔缜密者，为法度森严；用笔疏宕、头绪复杂者，为神明变化。亦步亦趋，奉矩范而不失者，为法度森严；才高善化，以神遇而不以迹求者，为神明变化。一以为法之常，一以为法之变。明其常则刻鹄类鹜；明其变则画虎不致类狗。所以他于二方面都有所取。
他以此标准，为《史》、《汉》之分别，故不若望溪之扬马而抑班。他说：“望溪立格甚严，驳议孟坚，未免太过。……孟坚实未易到，纵有一二疻痏，亦不害其全体之完美，所以韩、欧亦未尝瑕疵班掾也。舍班而专宗马，何所不可，然尝反覆折中，窃谓真知马，必不敢薄班。何也？其文之神理脉络，意度波澜，固有相会通者也。”（《嘉树山房集》十，《答施北研书》）他与桐城文人论议不同的地方，仅仅在这一点。他说：“《史记》叙事多复举处；……《汉书》复举处已少，而每事提束极明，其用笔缜密，虽不如《史记》之疏宕，然斟酌情理，周详醇备，实非子长所能掩。”（《嘉树山房外集》下，《论文》）那么，马、班之别，不过一则疏宕为文学之文，一则缜密为史学之文而已。互有优劣，都可谓是文家能事。
他再以此标准为欧、曾之分别。其论欧文云：“欧阳子学韩文，日久穷其原本，乃大肆力于《史记》，得其澹荡纡折之妙，遂自立一家，使人不辨其为韩子之遗规。然他文尚见退之家法，至修《五代史》，则神明于子长矣。”（《嘉树山房集》十，《答姚英三书》）则是欧文之长在神明变化。其论曾文云：“为文固当师韩子，而欲求韩子义法，莫如学曾子固。”（《嘉树山房集》十，《与翁海琛书》）又谓：“曾子固文初学刘向、韩愈，继则专学《汉书》；为说极淳而用法极密，有转必束，随束即转，散乱中界段秩然，皆得之《汉书》。”（《论文》）则是曾文之长，又在法度森严。所以说：“欧阳永叔得力于《史记》，曾子固得力于《汉书》。”（《论文》）
学《史》、《汉》而兼有其长者，则为韩愈。《论文》中说：“作文如画，全要界画。……韩文叙事无一不合，但史公多跌宕，韩较严整。”这即是说法度森严处。《答姚英三书》中说：“韩子于诸子皆得其体意，而叙事之文出之子长者十七八，但才高善化，使人莫辨其所宗师。”这即是说神明变化处。韩愈之长即在兼此二者，所以说：“韩文体意有孟、荀、庄、杨子，有《左传》、《史记》，兼有《汉书》。”（《论文》）所以又说：“马、班二书固文家之至宝，而韩退之则其导师也。”（《答姚英三书》）
学欧、曾而兼有其长者，则为归有光。他说：“子长神明变化处惟韩、欧阳神遇之，近代则震川能得之。”（《答姚英三书》）是则震川所得固在神明变化之处。而《与王惕甫书》又说：“至震川，直驾姚牧庵、虞道园而上接欧、曾。”那么，震川所得，又兼有曾氏法度之密了。
韩愈兼马、班之长，归有光兼欧、曾之长，所以张氏所宗，前为韩，而后为归；正因韩、归二氏之于法度，能有常有变。这是张氏文论比较可以注意的地方。此外，虽亦兼及其他问题，似多剿袭旧说，不是体会有得之言。
吴氏所宗，也在归氏。他曾把震川文选抄研习，用功极深。《柈湖集》中有两篇序，一是《归震川文别抄序》（卷四），一是《记抄本震川文后》（卷五），所以他的师仰归文，与桐城诸子同，曾氏以之列入桐城一派，原也未尝不可。黎庶昌称其文：“清缜往复，善谈名理，亦琐琐喜道乡曲事，声音笑貌，宛然一熙甫也。”（见《拙尊园丛稿》二，《书柈湖文录后》）是则吴氏于文固有自得之处，而由规模言，实较桐城文更为狭隘。曾氏自谓私淑姚氏，而其所得乃远过之；吴氏自谓不宗桐城，而所得乃未能轶于桐城之外。二人之心胸广狭，亦可于是见之。(www.xing528.com)
我们假使要指出吴氏文论之长，那还不如说吴氏为人之长，他常自说：“古文云者，非其体之殊也。所以为之文者，古人为言之道耳。抑非独言之似于古人而已，乃其见之行事宜无有不合者焉。”（《柈湖集》六，《与杨性农书》）所以他不但文与道合，兼欲文与行合。他在《与朱伯韩书》中也说：
夫阁下所欲以其道倡于一世者，古之文也。然古之文者，岂为其言语殊异，特高于众人之为者哉！自唐韩子文章复古，始号称古文，至宋欧阳氏复修其业。言古文者，必以韩、欧阳为归，然二公者其持身立朝行义风节何如哉！岂尝有分毫畏避流俗不以古人自处者哉？故得罪贬斥而不悔，丛谤集谗而不惧，而文章之道，故有浩然盛大者焉。今阁下方为言官而能不馁乎其气，益养而充之，是阁下处韩、欧之地，用韩、欧之道也。而好为韩、欧之古文，其究至于韩、欧也岂远哉！夫文章之道，主乎其气。气竭矣，虽欲强而张之，不可得也。气诚不馁而盛矣，虽欲强而抑之，亦不可得也。气盛而用之其学与其才，故其文莫高焉。（《柈湖集》七）
我们假使于这一点以窥南屏之文以及南屏之文论，似乎比较能够得到真际。杜贵墀的《吴先生传》中称：“巨人多求识先生，而湘乡曾文正公国藩与交尤笃，然先生雅自矜重，功名形势之地，可借以收声实者不以自浼。尝言人之于古，岂特效其文哉，必行谊无不与合，而后吾文从焉。生平辞受取与兢兢严尺寸，不使其身一日居于可愧。”则他平日律身之严可知。有可以借重的友人而淡泊自甘，不引以为进身之地，那真是古之人哉！古之人哉！“狷者有所不为”，我们于此，然后知道所谓心胸广狭云者，正是他的特立独行之处。然而，这在桐城文人也是大都如此的。章炳麟之论清儒，谓“诸姚生于纨袴绮襦之间，特稍恬淡自持，席富厚者自易为之”（《检论》四），此虽寓有菲薄之意，然桐城文人束身自好，不尚奔竞，他也不能不承认了。桐城文人中惟刘明东（开）稍好矜炫，然已见议于管同。所以这一点，也是古文家所共同注意之点。
因此，他之所宗，在孟子，在李翱。这似乎较桐城义理、词章合一之说为切实，为透澈。他说：“古之传文者曰，文者以明道也。斯言也，惟孟子与韩子当之。韩子之文未专乎道也。专乎道者，孟子而已矣。”他再说：“孟子之道固全矣，而亦其文之功也。”（《柈湖集》五《书孟子别抄后》上）他觉得必要有孟子之道，然后才可谓“专乎道”。然而有了孟子之道，更得有孟子之文，所以说：“所谓文以明道者，必如孟子而可焉。”（见同上）其次便讲到李翱，他也说：“后世之人苟能知翱文而好之者，其于文与道必深；非其深者亦不足以知翱文而好之。”（《柈湖集》五《书李翱文后》）他于《书李翱复性书后》再说：“道学始于周、程，吾不谓然也；周、程其盛尔。若曰始于李翱者犹可也。”（《柈湖集》五）
他提出孟子、李翱为宗主，这便与一般古文家之宗欧、曾者不同。以前，方望溪尝欲合程、朱、韩、欧而为一，我以为若照南屏的主张，倒也不失为一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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