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镕：中国文学批评史

尚镕字宛甫，一字乔客，南昌诸生，事见《清史列传》七十三卷。所著有《持雅堂集》。

乔客为嘉道间人，在姚姬传诸人后，也可以说是不入宗派的古文家。他在时风众势之下，不甘以桐城自限。桐城法度谨严，而他则规模恢闳；桐城讲义法，而他则不讲义法；桐城宗欧、曾，而他则恒称欧、苏。安福刘愚所撰的《尚镕传》称其“宏通淹博，文笔纵横”（见《故友诗录》二编，《持雅堂诗抄》），大约即因才气的关系，不能不与桐城作风有些出入了。

不过，他并不是与桐城立异。由古文立场言，他反对考据家、讲学家、词赋家乃至时文家之文，仍与桐城文人一样。他说：“讲学家不工古文，以其平也；考据家不工古文，以其杂也；词赋家不工古文，以其荡也；时文家不工古文，以其拘也。”（《持雅堂文抄》三，《与一峰先生论古文书》）那么，古文自有真，原与义理、考据、词赋、时文都不能相混。所以学古文本不妨有宗主，不过不应以一家之义法为品评的标准而已。

以一家之义法为品评的标准，于是不免仍落明季文坛偏霸的习气。这才是乔客所反对的。他曾举一实例说：“去年与某明经邂逅于东湖，其人胸无整书，好为古文，以平钝为深醇，以冗蔓为博大，以疲软为沉毅，以陈腐为神奇，初学观其文，亦不能终卷，乃高自位置，力诋侯、魏、子才，自负为姬传、梅崖后一人，然士大夫中，亦有仰止如高山者，不可解也。”（《文抄续集》二，《与娄涧筠明府论古文书》）桐城文成派以后，自有一辈既庸且妄如某明经之流，以依傍门户的。所以他反对这辈庸人之抹煞一切。他在《书典论论文后》一文，更是慨乎其言之。他说：

自古文人相轻，一由相尚殊，一由相习久，一由相越远，一由相形切。相尚殊则王彝谓杨维桢为文妖，相习久则杜审言谓久压宋之问，相越远则元稹谓张祜玷风教，相形切则杨畏谓苏辙不知文体。而少陵、香山独能去四者之弊，崇公允之风，易相轻而为相推，斯千古所希矣。（《文抄》三）

他既不赞成一般妄庸的人随意诋呵，那么，什么是他品评的标准呢？他以为：“文章者天下之公物，非可以一二小夫之私意为欣厌，遂可据为定评也。”这话也许觉得空洞一些，实则含着颠扑不破的真理。文章自有真，美恶也自有定评。这不是各人主观的私意所可左右的。于是他提出了“显揭其人本来面目”的方法。显揭其人本来之面目，于是品评才有比较客观的标准。因此他提出了作者才学识的问题，而不重在义法的问题。义法属于艺，这可以随各人的私意以为欣厌；才学识是作者的本来面目，相形之下，优劣自显，这不是可以口舌争的。尤其在才的一方面，因禀赋之不同，于是巧拙刚柔也各异其面貌，所以说“人各有才，文各成是”（《文抄》三，《书朱梅崖文集后》）。当然更不能以一家之义法为品评的标准了。(www.xing528.com)

他说：“夫惟具雄奇高逸之才，深之以学养，扩之以识议，而后能沉思独往，成不朽之文章，接韩柳欧苏之派。”（《与一峰先生论古文书》）以才学识三者并重，最后才讲到法。所以他在桐城文风流行之时，却比较推重魏叔子的文章。他说：

昔者宁都魏叔子，以经济有用之文学，显天下百馀年，而建昌之新城，为叔子教授之地，遵其道尤挚。乃自闽中朱梅崖出，新城人变而从之，又自上江姚姬传出，新城人又变而从之，于是西江诸文士，闻风附和，皆视叔子为弁髦，而耻言及之。呜呼，此于叔子何所损，吾特恐经济有用之文学，不明于世，而人别驱于虚伪之域，举无益于时艰也。盖尝观梅崖之文好宏伟而失之艰深，且全为应酬而作，已大失古人立言之旨。姬传则务为严谨，而不能扩充其体、变化其法，以追马太史、韩吏部之高踪。今奉法之吏遍天下矣，然必用法而得法外意，乃为超世之才，而可以持天下之大经大权，以挽末流之积弊。朱、姚经济之学何如哉！即以文论，一则直举其胸情，不为法所囿，一则求工于字句，而惟法是拘，其浅深虚实之别，不俟明者始知也。而梅崖乃诋叔子为小儿叫跳，然则孟子之英气，韩子之雄文，皆小儿叫跳矣，老苏何以目为温醇耶？夫朱之所宗者杨子云。子云能奇而不能庸，庸则伪；姚之所宗者方望溪，望溪能敛而不能放，放则迂。叔子本领切实，有是失乎。夫以叔子见道之宏，持节之固，育材之多，能使当时之贤人君子，生死无异词，能使身后之妻子弟侄，死义死孝，遵其教而不易所守。此即文章不工，亦当取其立言之有本，舍其末而不论。而况其文宗仰之正，无体不工，而乃以小儿叫跳诋之乎？……自宋迄今，儒者之言易醇，古文之法易守。故必切万物之情，乃为真儒者；成一家之则，乃为真古文。梅崖好矫揉，姬传好修饰，律以唐荆川所谓精光注、本色高者，且概乎有愧，况求以易堂经济之学乎？而顾当舍叔子而从之乎？顷读吾邑《彭躬庵文集》如涌万斗之源泉以灌四方之涸泽，才情气魄似更在叔子以上，而人亦多相谤，以为异于儒者之文，然则文必拘迂无用乃为儒者乎？呜呼，此宋后之人文，所以多不如古也。（《文抄》三，《书魏叔子文集后》）

叔子文章正以才力富健著称，正以学识见长，而在桐城文派既盛之后，一般论文者却很少齿及，这是他所引为不平的。因此，他对于姚姬传的《古文辞类纂》，也深致不满。他说：“生大一统之朝，文章极盛之间，乃亦割据文坛私其乡里。”（《文抄》三集一，《读古文辞类纂》）这简直是对于桐城派的标帜加以攻击了。

大抵立法愈严，则标准愈简化。标准一简化，则一般庸才全可以藏在这简化的标准之下以高自位置，以深自掩护。桐城派之所由成立在是，而其末流之病也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