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仕琇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目

朱仕琇字裴瞻，号梅崖，福建建宁人，所著有《梅崖集》。事见《清史稿》四百九十卷。

他可以说是比较纯粹的古文家。他于为文之外，没有什么别的成就，而且也不企图于别方面有什么成就。因此，他所告人者，只是古文的统系与学文的方法而已。除此之外，不再讲到义理、考证等学。由统系言，以韩愈为中心；由方法言，也不外韩愈之绪余。故鲁九皋于《答徐虞尊书》云：“梅崖先生之为文，昌黎韩子之家法也。”（《山木居士文集》三）

朱氏《示子文佑书》云：“古文之名起于唐，是时作者皆沿六代之遗，以偶俪为工，韩退之出始深探六艺，凌骤诸子，脱落时体，粹然一出于正。”（《梅崖居士外集》七）这是说唐代古文的统系由于韩退之。唐代以外则上及孟、荀、庄、列、董、刘、扬、班以及左氏、太史、屈、宋、相如诸家（见上文及《与石君书》、《与胡稚威书》），而以韩愈为归宿，下及欧、曾、苏、王以及元之姚、虞，明之王、归，而复以韩愈为宗主（见同上）。这可以说是以韩愈为中心的古文系统。

本此系统，于是所谓学文方法，也以韩愈为中心。其《示子文佑书》云：

古文虽难，然随人材质习之，即其所得深浅，皆可以正心术导迎善气。今尔且先录韩、柳与人书，及诸赋碑志，见其清深渊古者日夕复之，然后乃及序记；次阅欧阳公《五代史》及《唐书》诸论赞，又次阅其碑志，乃及序记；因之乃及曾南丰，又及王介甫，因之又复于韩；又因韩以及李习之，及于柳，以见诸家同异。因是以上及于扬雄、刘向、董生、司马迁、相如、宋玉、屈原、孙况、左邱明、孙武、尉缭、管仲、穰且、庄周、列御寇、《国语》、《国策》，因以下及于苏老泉，如此又数往复焉，乃及于西京诸作者，及于班固、张衡，及于东京及于唐诸杂家，及于东坡、颍滨并宋诸杂家，及元明本朝诸家，又如是以复于唐宋，又复于诸子六经。诚如是渐进而自得焉，而古文之道其亦不远矣。

又其《复黄临皋书》云：(www.xing528.com)

左氏、司马迁二史，荀、杨、庄、屈四子，宜熟复，大旨归于《诗》、《书》。如此学韩乃为得其要领。仍取李习之、欧阳永叔、老苏、曾、王二公文观之，察其取于韩之异者，又时观柳柳州以见同时异趣，而本末之相去有不可拼者，此尤为学之要也。（《梅崖集》二十九）

这是他的学文方法，由韩愈以上溯而得其所以为文；由韩愈以旁参而察其所以异；更由韩愈以下推而穷其所以变。处处以韩愈为中心，而又须“数往复焉”，那真成为韩愈的信徒了。因此，他所教人的，也只是韩愈的教人方法。他在《自为集序》中说：“昔韩退之起唐贞元、元和间，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唱，其接后进往反论文书多矣。而其门人李汉序其遗书，约其旨，则曰教人自为而已。”（《梅崖文集》十九）“教人自为”，是韩愈的方法，同时也即成为他教人的方法。“辞必己出，所以自为也”（《自为集序》），于是不欲剽贼。“不习其数则理不明，不亲其职则机不启”（《梅崖集》二，《席作舟文集序》），于是又不欲因循。除韩愈之说以外，他真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告人了。

当时为朱氏之学者有其弟子鲁九皋。九皋原名仕骥，字絜非，号山木，江西新城人。所著有《山木居士集》，事见《清史稿》四百九十卷。

鲁氏所传朱氏之学，仍为韩子家法。其《答徐虞尊书》云：“韩子之蕴，先生（指梅崖）亦既无不发之以示学者矣。而揭其要尤在《答尉迟生》一书，其所谓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发焉不掩者，未尝不反覆称之也。仕骥于梅崖先生之论，无不默而识焉，而于斯言尤日三复之不置也。”这是他的中心思想，故于《与邓绚堂论文书》及《考徐质甫书》中亦均发挥此义。韩愈说：“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他即以此二语为慎其实的方法。其论归震川、唐荆川之文，即说明此二者之关系。其《归震川文抄序》云：“士不笃于自信，而动其心于世之毁誉得失，敝敝然舍己而从之，而能有立者盖未之有也。”（《山木集》五）此即无诱于势利之说。其《唐荆川文选序》云：“学者读其文当知其才之不可及，而又能逊志好学，虚心学善，故其所成就者如此。”（《山木集》五）此又无望速成之说。此种论调，与桐城文人最相接近，故桐城文人也往往采用，可惜多袭旧说，少新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