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第一目》：中国文学批评史

在桐城派正盛之时，也有同为古文而与桐城在离合之间不入其派者，又可称为桐城派之羽翼。约而举之，可有数人。其作风最不与桐城相近者为袁枚，其作风相近而宗主韩愈者为朱仕琇；稍后，宗苏者有尚镕；宗、欧曾与震川而与桐城作风最相接近者，有张士元与吴敏树。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人，居于小仓山之随园，世称随园先生，晚年自号仓山居士或随园老人，所著有《小仓山房》集。事见《清史稿》四百九十卷。

随园文学批评之重要，固在论诗，然其论文也未尝不有特殊的见地。又随园之文在恪守义法的桐城文人看来，每议其小说气，诋为野狐禅，然而袁氏所自负者却正在古文。其《答平瑶海书》云：“今知诗者多，知文者少，知散行文者尤少。枚空山无俚，为此于举世不为之时自甘灰没。”（《小仓山房文集》三十）此种态度，俨然与韩愈相同。又《与孙俌之秀才书》云：“仆年七十有七，死愈近而传愈急矣。奈数十年来，传诗者多，传文者少，传散行文者尤少。”（《小仓山房文集》三十五）是则袁氏之所痛心，不为人知不得其传者，也正在散行的古文。我们即就他所自信的一点而言，已不能随一般人之毁誉以耳为目，屏袁氏于古文家之外。我们只能说正因一般人不了解随园之古文学，所以他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文论便不如其诗论。

所谓文论不如其诗论者，只是就影响的大小而言，却不是说他文论本身的没有价值。在清代学者中，其识解通达者，吾每推章实斋与袁简斋。他人之学问，尽可以超越袁、章，但他们之才识却不如袁、章。因此，他人在文学批评上之贡献，也不如袁、章。袁、章二人之学问思想尽管不同，而由这一点言，却是相类。因为各有成就，而其成功，又由他们为学态度之相似。

章实斋自谓“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惟于史学盖有天授”。（均见《章氏遗书》九，《家书》二）这即是他自度性之所近，不追逐风气之处。而袁氏《答友人某论文书》亦谓：“人必有所不能也，而后有所能。……仆不敢自知天性所长，而颇自知天性所短，若笺注，若历律，若星经地志，若词曲家言，非吾能者，决意绝之。”（《小仓山房文集》十九）他深知凡百事业，“专则精，精则传”，所以说“要知为诗人，为文人，谈何容易！入文苑，入儒林，足下亦宜早自择，宁从一而深造，毋泛涉而两失也”。（同上）这即是他们态度相近的地方。正因袁氏抱此种态度，故能卓然有以自立。他不震于渊博之名，他又不慑于通经明道的口号。人家以著书自矜，而他则只须作诗作文；人家以大贤君子自居，而他则只须为诗人为文人。举凡一切大帽子，足以压倒一般人者独独不能压倒他。当时惠定宇（栋）劝他穷经，劝他攻汉学，而他于《答书》中谓：“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说近玄虚；汉偏于形而下者，故笺注之说多附会。”（《小仓山房文集》十八）是则在他看来，当时风靡一时的汉学，并不高出于宋学。不仅如此，正因附会之多，所以一哄之市是非麻起；在考订家自以为烦称博引，无征不信者，而他则以为不是征实，正是搏虚。为什么？古人终不复生，不能起而质之，则各据所见，各是其是，扰扰不休，亦徒滋纠纷而已。假使不是附会，则是非早定，一人之心所能得，亦即众人之心所能得，如射旧鹄，虽后羿操弓，必中原来所受穿之处。那么，在考订家所矜为创获，矜为心得者，又正是履人之旧迹，何尝是新得呢？附会则搏虚，不附会则蹈旧，所以他不欲再入此种旋涡之中。然而他不宗汉学，却不是便宗宋学。他于《宋儒论》云：“宋儒之讲学而谈心性者，际其时也；气运为之也。”“汉后儒者有两家，一笺注，一文章。为笺注者，非无考据之功，而附会不已；为文章者，非无润色之功，而靡曼不已。于是宋之儒，舍其器而求诸道，以异乎汉儒，舍其华而求诸实，以异乎魏晋隋唐之儒。”（《小仓山房文集》二十一）这是宋儒所以为天下所尊之故。宋儒虽有可尊之道，而于下文又接着说：“孔子之道若大海然，万壑之所朝宗也。汉晋唐宋诸儒，皆观海赴海者也。其注疏家，海中之舟楫桅篷也；其文章家，海中之云烟草树也；其讲学家，赴海者之邮驿路程也。路程至宋，至矣尽矣，但少一行者耳。未之能行，惟恐有闻，何暇再为之貌其迹而拾其沈乎！有源而无流，沟井之水也。有本而无末，槁暴之木也。安得不考名物象数于汉儒，不讨论润色于晋唐之儒乎？”（同上）那么，在今日固不必扬汉抑宋，但也不必以尊宋之故而绌汉与晋唐。他不废汉之注疏家，也不废晋唐之文章家，更不废宋之讲学家。一方面要从一而深造，求其专而精，一方面却又能窥学问之全量，不持门户之见。这也是与实斋相同的地方。

随园天才绝世，其为学独来独往，没有人能够影响他。如欲就其同时人之中而求其足以影响随园者，恐怕只有程绵庄（廷祚），程氏谓：“墨守宋学已非，有墨守汉学者为尤非。孟子不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乎？”（见《小仓山房文集》四，《征士程绵庄墓志铭》）他的态度即与随园相同。他们二人好尚虽异，而往还颇密。所以绵庄这种态度，便给予袁氏以很深的影响。绵庄是颜、李学的信徒。当然不会墨守宋学，也不会墨守汉学。他的《汉宋儒者异同论》（《青溪文集》三）即袁氏《宋儒论》之所本。袁氏思想所以能得大解脱，不为大帽子所压倒者，恐也在这一点。盖颜、李学有一大贡献，即是思想的自由解放。所以我说袁氏之学独来独往，在当时学者中能影响其思想者，恐怕除宗主颜、李学的程绵庄外，没有第二人。袁氏《与程蕺园书》云：“绵庄寄足下与彼之札来，道颜、李讲学有异宋儒者，足下以为获罪于天，仆颇不谓然。”（《小仓山房文集》十九）然则袁氏也是颜、李学的信徒了。他论宋学流弊以为“周、孔有灵，必叹息发愤于地下，而不意我朝有颜、李者，已侃侃然议之”（同上）。那么，我们说袁氏思想之解放，由于受颜、李学的影响，于此文即是重要的证据。胡适之先生谓：“颜、李之学，到程廷祚而经过一度解放，到戴震而得着第二度更澈底的解放。解放的太厉害了，洗刷的太干净了，我们初看戴震的思想，几乎不认得他是从颜、李学派出来的了。”（《青溪文集附录》，《颜、李学派的程廷祚》）现在，我于袁枚也云然。

袁氏洗刷得尤其干净，因为他甘心愿意做个颜元所反对的诗人、文人。绵庄虽从事于古文，然对于古文的态度，犹侧重在“有物”一边。其《与家鱼门论古文书》云：“夫三代以来圣贤经传皆文也，其别称古文自近日始，一则对科场应试之文而言，一则由唐宋诸子自谓能复秦汉以前之文而言。后代言古文者率以唐宋为依归而日趋于时。以日趋于时之文，而命为古文，明者之所晒也。”（《青溪文集》十）可知他根本便不承认有所谓古文。他再说：“夫古未有言为文者，汉以下乃言某善属文，某工于文，某言语妙天下，自时厥后，文乃不逮于古，有志者其何适之从乎？”（同上）可知他根本又不主张古文宜学。他又说：“若古文之敝则始于宋，当时之学者已讥其不尚实而以浮论虚词靡敝学者之精神，可不知戒与！由宋以后，作者愈不逮宋矣。”（同上）可知他根本更不赞同为古文而规范欧、曾，取法震川。因此，他非惟与桐城派不同，即与随园也有些出入。他说：

古先圣贤之论文，大要以立诚为本。有物即诚也。言之中节则曰有序，如是则容体必安定，气象必清明，远乎鄙倍而文之至矣。古之立言者期至于是而止，故曰辞达而已矣。故为文之道本之以诚，施之以序，终之以达，以此发挥道德，则董仲舒、扬雄不足道也；以此敷陈政事，则贾谊、晁错不能过也。前可以考诸先王，后可以俟诸百世，尚何规摹他人之有！（《与家鱼门论古文书》）

孔子曰：“修辞立其诚。”又曰：“辞达而已矣。”以诚为本，以达为用，盖圣人之论文，尽于是矣。因文以见道，非诚也；有意而为之，非达也。不反其本而惟文之求，于是体制繁兴，篇章盈溢，徒敝览者之精神而无补于实用，亦奚以为！……古之有至德卓行者，多不以文自见。不得已而欲见于文，其取精用宏，固自有术，而要之以进德修业为本原，以崇实黜浮为标准，以有关系发明为体要；理充者华采不为累，气盛者偶俪不为病；陈言不足去，新语不足撰；非格式所能拘，非世运所能限。（《青溪文集》十，《复家鱼门论古文书》）

这是他论文的根本主张。此种主张，仍是本于颜、李学的立场。本于颜、李学的立场，所以李塨要劝方苞勿为古文，而程廷祚也要劝程鱼门（晋芳）勿为诗文。（见《青溪文集》十，《与家鱼门书》及《寄家鱼门书》等）“以丘明之才而使经降为传，以退之之才而使天下唯知记诵词章，岂不重可叹息哉？”“若退之之张皇号叫，永叔之缠绵悲慨，皆内不足而求工好于文，岂古人所有哉！”（均见《复家鱼门论古文书》）总之，不务其本而惟词章是务者，决不是颜、李学的主张。然而袁氏受了颜、李学的影响，却甘心为诗人文人以终老，所以洗刷得尤其干净，绝不会有人承认他是颜、李学的信徒。

大抵袁氏之不为颜、李学，不外二因：（一）是自审个性的关系。他自知天性所长，不欲再强以天性所短。他并非不了解或不承认颜、李学之长，然而他更知道：“艺苟精，虽承蜩画荚亦传；艺苟不精，虽兵农礼乐亦不传。传不传以实求，不以名取。”（《答友人某论文书》）所以他可以吸收颜、李学的思想，却不必舍己而耘人之田，成为颜、李学的传人。（二）又是审度环境的关系。环境的压迫使他虽不甘随俗，却又不敢立异。以他这样才气，在当时不接受颜、李之学，难道将沾染时好也局促于汉学、宋学的范围以内吗？然而颜、李之学在当时已不适于公开的宣传，却又是事实。他又说过：“古之圣人兵农礼乐工虞水火，以至赞《周易》、修《春秋》，岂皆沾沾自喜哉！时至者为之耳。若欲冒天下难成之功，必将为深源之北征，安石之新法；欲著古今不朽之书，必将召崔浩刊史之灾，熙宁伪学之禁。今天下文明久已，圣道昌，而异端息矣。而于此有人焉褒衣大祒，犹以孟轲、韩愈自居，世之人有不怪而嗤之者乎？”（《答友人论文第二书》）是则颜、李学派之以道自任，原不免有些不合时宜。程廷祚之转变态度趋于和缓，转变方向趋于治经，也与此不无关系。何况随园又是性情通脱的人，所以宁愿放弃儒林，遁入文苑。

于是，他再在这方面说明其理由。颜、李学风，致用重于穷经，穷经又重于为文。乃其结果，绵庄既变为穷经，随园又倾向于为文，多歧亡羊，似乎愈趋愈远了。然而在随园也自有其理由。他于《虞东先生文集序》说明之云：

文章始于六经，而范《史》以说经者入儒林，不入文苑，似强为区分，然后世史家俱仍之而不变，则亦有所不得已也。大抵文人恃其逸气，不喜说经，而其说经者，又曰吾以明道云尔，文则吾何屑焉。自是而文与道离矣。不知六经以道传，实以文传。《易》称修词，《诗》称词辑，《论语》称为命，至于讨论修饰而犹未已，是岂圣人之溺于词章哉？盖以为无形者道也，形于言谓之文。既已谓之文章，必使天下人矜尚悦绎而道始大明。若言之不工，使人听而思卧，则文不足以明道，而适足以蔽道。故文人而不说经可也，说经而不能为文不可也。（《小仓山房文集》十）

是则穷经之结果，不能不重文。为文正有助于说经，有益于明道，那么，颜、李学中既不妨有经生，又何妨有文士！我们即视袁氏为颜、李学中之文人也可。

明白这一点，然后知道随园于诗于文，其态度所以绝不相同之故。他《与邵厚庵太守论杜茶村文书》说明诗宽文严之旨，以为：

诗言志，劳人思妇都可以言；三百篇不尽学者作也。后之人虽有句无篇，尚可采录。若夫始为古文者，圣人也。圣人之文而轻许人，是诬圣也。六经，文之始也。降而三传，而两汉，而六朝，而唐宋。奇正骈散体制相诡，要其归宿无他，曰顾名思义而已。名之为文，故不可俚也；名之为古，故不可时也。古人惧焉！以昌黎之学之才而犹自言其迎而距之之苦，未有绝学捐书而可以操觚率尔者！（《小仓山房文集》十九）

这些话又何等严正！拉长了脸说话，似乎不是随园的态度。假使他不受颜、李学的影响，何尝不可如袁中郎一样，如尤西堂一样，仍以性灵论文！而他竟不如此！然则袁氏岂好文哉！亦不得已也。环境的压迫，不得不使颜、李学中有主张古文的文人。他《答友人某论文书》云：“嗟乎！士君子意见不宜落第二义。足下好著书，仆好诗文，此岂第一义哉！”然则穷经也，为文也，都已落第二义了。他虽甘心为诗人、文人，但是他岂真甘心落第二义为诗人、文人！

明白这一点，然后知道随园论文虽不言明道，不言适用，却也不欲徒托空文以自见。其《与友人论文第二书》云：“文人学士必有所挟持以占地步，故一则曰明道，再则曰明道，直是文章家习气如此。”又云：“文之佳恶原不系乎有用无用。”这些话似乎与颜、李学有些冲突。然而他所反对者，乃是一般人“矜矜然认门面语为真谛，而时时作学究塾师之状”，此则所谓“持论必庸，而下笔多滞”，这才是随园所反对的。一股酸气，一股腐气，道既不会因是而明，文也不会因是有用。这正是宗主宋学的桐城派的习气。随园那肯如此！但是假使说随园专重在文，那也不然。随园也同绵庄一样，重在为文之本。不过他不欲作学究塾师之状，所以宁愿牺牲此种门面语而已。我们只须看他《答平瑶海书》，对于平氏矜宠其文，甚至狂喜，甚至感泣，以为“得一知己死且不恨”。他何致如此呢？原来即因道着中心之隐，所以如此。他说：

枚读书六十年，知人论世，常谓韩、柳、欧、苏其初心俱非托空文以自见者。惟其有所余于文之外，故能有所立于文之中。虽王半山措施不当，致祸宋室，而其生平稷、契自命，欲有所建立之意，何尝不矜矜自持。故于所为文，劲折逋峭，能独往来于天地间。札中道枚干济之才，十不施一，枚何敢当！然以论文，故是探本之言。《毛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得毋先生之怀抱，言至此而亦不自觉其流露耶？（《小仓山房文集》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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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是，可知他的才学原来也是欲致用的。求致用而不得，于是不得不发之于文，于是不得不成为颜、李学派中的文人，所以他所谓有余于文之外，决不与一般古文家所谓文以明道者相同。一是中有所见，一是得人之得。他于《答友人某论文书》中又说：“王荆公云，‘徒说经而已者，必不能说经’。仆固非徒为诗文者也。”他于此，不是明白表示态度了吗？

明白这一点，然后知道随园论诗论文，不仅态度不同，即主张也不一样。论诗合时，而论文则主复古；论诗主性灵，而论文则重在有本。其《答惠定宇书》云：

夫德行本也，文章末也。六经者亦圣人之文章耳，其本不在是也。古之圣人，德在心，功业在世，顾肯为文章以自表著耶？（《小仓山房文集》十八）

这又俨然是道学家的论调了。我们假使明白他受颜、李学的影响，则此种陈陈相因的话，在他仍不失为创见。盖他所以提倡古文，即是站在此种见地上的。所以说：“始为古文者圣人也。”所以说：“名之为文，故不可俚也；名之为古，故不可时也。”他正以为古文足以翼赞圣人之道，其功也正与穷经讲学者相同。所以会这般严正。因此，他论诗有时代观念，而论文则非复古不可。他《与孙俌之秀才书》云：

不知者动引隋柳虬之言，以为时有古今，文无古今。唐宋之不能为汉秦，犹汉秦之不能为三代也。此言是也。然而韶舞乐也，孔子云“乐则韶舞”，使夫子得邦家，则韶乐未必不可复。文章之道何独不然！仆以为欲奏雅者先绝俗，欲复古者先拒今。俗绝不至，今拒不儳，而古文之道思过半矣。韩子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柳子自言所得亦不过《左》、《国》、《荀》、《孟》、《庄》、《老》、《太史》而已。当唐之时所有之书非若今之杂且伙也，然而拒之惟恐不力；况今日之仆遫相从，纷纷喋喋哉！（《小仓山房文集》三十五）

此种论调，出诸随园之口，似乎与其性灵之说有些冲突。然而假使知道程绵庄早已说过这类话，那就不足奇怪。绵庄《与家鱼门论古文书》云：“古语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足下亦慎其所取法者而已。”又《复家鱼门论古文书》所附尺牍云：“今欲专力于古文，惟沉潜于六籍以植其根本，阅历于古今以达其事变，寝食于先汉以取其气味，不患文之不日进于高古。”那么随园所论，恐即受绵庄的影响，所以认为古文可复，而这样复古文仍不失为“敷赞圣旨”。异途同归，随园之与绵庄所以同为颜、李学者以此。

明白这一点，然后再知道随园所以分别古文与考据之故。他《与程蕺园书》云：

古文之道形而上，纯以神行，虽多读书，不得妄有摭拾；韩、柳所言功苦尽之矣。考据之学形而下，专引载籍，非博不详，非杂不备，辞达而已，无所为文，更无所为古也。尝谓古文家似水，非翻空不能见长；果其有本矣，则源泉混混，放为波澜，自与江海争奇。考据家似火，非附丽于物，不能有所表见，极其所至，燎于原矣，焚大槐矣，卒其所自得者，皆灰烬也。以考据为古文，犹之以火为水，两物之不相中也久矣。《记》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六经、三传，古文之祖也，皆作者也。郑《笺》、孔《疏》，考据之祖也，皆述者也。苟无经传，则郑孔亦何所考据耶？《论语》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著作家自抒所得，近乎为己；考据家代人辨析，近乎为人。此其先后优劣，不待辨而明也。近见海内所推博雅大儒，作为文章，非序事噂沓，即用笔平衍，于剪裁提挈烹炼顿挫诸法，大都懵然。是何故哉！盖其平素神气沾滞于丛杂琐碎中，翻撷多而思功少；譬如人足不良，终日循墙扶杖以行，一旦失所依傍，便怅怅然卧地而蛇趋，亦势之不得不然者也。且胸多卷轴者，往往腹实而心不虚，藐视词章以为不过尔尔，无能深探而细味之。刘贡父笑欧九不读书，其文具在，远逊庐陵，亦古今之通病也。（《小仓山房文集》三十）

这一篇文，后来孙星衍、焦循均有驳难，似乎随园之说不能成立，然而他们所争只是字面问题，至于“考据之作与抒写性灵者不同，则固不易之确论”（见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而且，我们更应注意他所谓古文，也是有本之文。“果有其本矣，则源泉混混，放为波澜，自与江海争奇”，可知古文虽以翻空见长，却不是不须学问，不须见识的。必有本而后可放为波澜，学问见识即所以培植其本，不过不同考据家之骛于博杂而已。穷经与为文同样落于第二义，但是由这一点言，无宁取为文而不欲穷经了。

明白这一点，然后再知道随园之所谓古文，仍是颜、李学者之主张。程绵庄云：“诗之为道，性情寄焉；古文之为道，事物之要用存焉。”（《寄家鱼门书》）据是，可知随园论诗主性灵，而论文则言有本，不欲托诸空言，不欲剿袭陈言，原来仍是程绵庄的主张。他既受环境的压迫，不能明显地以宣传颜、李之学，则古文之为道似乎不足以致用了，然而他于《再答陶观察书》中却轻轻一转，说明文章之用亦等于功业。他以为：“尝谓功业报国，文章亦报国，而文章之著作为尤难。……所谓以文章报国者，非必如《贞符》、《典引》刻意颂谀而已。但使有鸿丽辨达之作，踔绝古今，使人称某朝文有某氏，则亦未必非邦家之光。”（《小仓山房文集》十六）那么，由这一点言，为文与穷经，同样不能致用，又无宁取为文而不欲穷经了。

明白这一点，然后再知道随园之为古文，所以多为名人碑志而不必待其子孙之请求者，原来也有他的原因，也有他的苦心。他盖以为：“作文戒俗气，亦戒有乡野气。无科名则不能登朝，不登朝则不能亲近海内之英豪，受切磋而广闻见；不出仕则不能历山川之奇，审物产之变。”（《小仓山房文集》三十五，《与俌之秀才第二书》）所以他以为局局促促以小题目自限者，都不免有一些乡野气。他正因不要有乡野气，所以欲得大题目而为之。他自负“文章幼饶奇气，喜于论议，金石序事徽徽可诵”（《小仓山房文集》十八，《答程鱼门书》）。而他之批评方望溪又议其才力之薄，以为：“试观望溪可能吃得住一个大题目？可能叙得一二大名臣真豪杰否？可能上得万言书痛陈利弊否？”（《小仓山房尺牍》十，《答孙俌之》）那么，他之为名人传志，一方面为不负其才，一方面亦报国之道。故其《与家东如》尺牍中云：

从古文章家替人作碑铭传志者，其道有三：第一，是其人功德忠勋，彪炳海内，我为表章，不独彼借我传其名，而我亦借彼以传其文。此不待其子孙之请，而甘心访求以为之者。次则其人虽无可纪，而生平与我交好则为之传志，以申哀感之情，此亦古人集中，往往有之。再次，其人虽于世庸庸，于我落落，而无奈其子孙欲展孝思，大辇金币，来求吾文，则亦不得不且感且惭，贬其道而为之。（《小仓山房尺牍》六）

他且以不待其子孙之请者为当然，而出子孙之请者为贬其道而为之。而世人反以此议随园，也真可谓不知随园了。在袁氏生时，彭绍升已有书与之商讨及此。而袁氏未之听从，殆即以此。

明白这一点，然后再知道随园为文所以与桐城不同之故。他正因为要吃得住大题目，所以尚奇峭而不尚平钝，主宗唐而不言法宋。他《与孙俌之秀才书》谓古文之体最严，“一切绮语、骈语、理学语、二氏语、尺牍词赋语、注疏考据语，俱不可以相侵”（《小仓山房文集》三十五）。这可谓与桐城派的论调一样。然而其入手不同，桐城由时文入，而随园则最反对功令之文（见《与俌之秀才第二书》）；其归宿又不同，随园兼取六朝骈俪，而桐城则只尚散行而远绝骈偶（见梅曾亮《管异之文集书后》）。由这一点言，似乎随园之论古文，也比桐城文人为通达。

随园远绝时文，故不言法。其《书茅氏八家文选》云：“若鹿门所讲起伏之法，吾尤不以为然。六经、三传，文之祖也，果谁为之法哉！能为文，则无法如有法，不能为文，则有法如无法。霍去病不学孙吴，但能取胜，是即去病之有法也。房琯学古车战，乃致大败，是即琯之无法也。文之为道，亦何异焉！”（《小仓山房文集》三十）即使古文真有所谓作文方法，犹且不能拘泥，何况古文家之所谓法，乃又从时文得来！他说：“今百家回冗，又复作时艺，弋科名，如康昆仑弹琵琶，久染淫俗，非数十年不近乐器，不能得正声也。”（《答友人论文第二书》）是则他所深恶于时文者，也正因时文之法，时时足以缠绕笔端，为古文之累耳。所以说：“划今之界不严，则学古之词不类。”（同上）然而桐城文人却都由时文入手，所以为法所泥，当然吃不住大题目了。

随园不远绝骈文，故又不废骈。他以为：“文之骈即数之偶也。”（《小仓山房文集》十一，《胡稚威骈体文序》）他以为：“一奇一偶，天之道也，有散有骈，文之道也。文章体制如各朝衣冠不妨互异，其状貌之妍媸固别有在也。”（《书茅氏八家文选》）是则骈散二体原不妨并存。他以为：“高文典册用相如，飞书羽檄用枚皋，文章家各适其用。”（《答友人论文第二书》）是则骈散二体各有所宜，又不得以骈体为无用。他又以为：“文章之道，如夏、殷、周之立法，穷则变，变则通，……徐、庾、韩、柳亦如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同上）是则八代之文固未尝衰，又不得以古文为独尊而轻视骈俪。他又以为：“古之文不知所谓散与骈也。《尚书》曰，‘钦明文思安安’，此散也；而‘宾于四门，纳于大麓’，非其骈焉者乎？《易》曰‘潜龙勿用’，此散也；而‘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非其骈焉者乎？”（同上）是则真由古文而言，原无骈散之分。何况“古圣人文以明道，而不讳修词。骈文者，修词之尤工者也。……骈文废则悦学者少，为文者多，文乃日敝”（见《胡稚威骈体文序》）。可知学骈原有学骈之长。何况“学六朝不善不过如纨绔子弟，熏香剃面，绝无风骨止矣；学八家不善，必至于村媪呶呶，顷刻万语而斯文滥焉”（见《书茅氏八家文选》）。可知学散更有学散之敝。这是他的骈散合一说。清代文人之主骈散合一者，实以随园之论启其先声。桐城文人之吃不住大题目，于此也不无关系。

桐城文人拒骈过甚，所以一泻无余，其末流至于浅弱不振。于是曾国藩不得不矫之以相如子云，用汉人作赋之法以为文。故知骈散之合，原是自然之趋势。随园《答友人论文第二书》中云：“韩柳琢句时有六朝余习，皆宋人之所不屑为也。惟其不屑为，亦复不能为，而古文之道终焉。”桐城文人之于八家，宗欧、曾而不宗韩、柳，即其有取于韩、柳之处，也看不到这一点，所以与随园不同。然而以吃得大题目的随园，其古文却被人称作野狐禅。真赏难得，我复何说！

桐城文人宗主欧、曾而复泥于起伏之法，所以易庸易弱。随园说：“曾文平钝如大轩骈骨，连缀不得断，实开南宋理学一门，又安得与半山、六一较伯仲也。”（《书茅氏八家文选》）但是桐城文人却正从震川以上溯南丰。作始者既已如此，则其末流之失，当然趋于庸弱了。所以他分别唐宋文之异同，以为：“唐文峭，宋文平；唐文曲，宋文直；唐文瘦，宋文肥。”（《与孙俌之秀才书》）而于宋文之中认为可为学唐入门者，惟有王介甫。即因王介甫之文拗折类其为人，所以奇峭动目。程绵庄云：“韩虽师古，实则别成一派。今欲学其篇章字句，徒为画虎。其胜人处却在无腔调蹊径。欧、苏以下力量不足，则有腔调蹊径，一学而能，面目令人可憎，尤不足法。”（《复家鱼门论古文书》，附《尺牍》）是则随园尊唐抑宋之说，绵庄早已说过了。随园之论依旧不脱颜、李学者之主张。他《与孙俌之秀才书》云：“夫古文者即古人立言之谓也。能字字立于纸上则古矣。今之为文者，字字卧于纸上。夫纸上尚不能立，安望其能立于世间乎？”其《诗话》中也有此类语言。他因为欲矫桐城作风之庸弱，所以主张字字能立，这才是随园论文通于论诗之处。真想不到颜、李学派乃与性灵派之文人发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