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文论：中国文学批评史

然则桐城文人怎样建立其文论呢？桐城文人既以古文义法之说为其文论之中心，所以桐城三祖之学问造诣尽有不同，风格也尽不一致，而由文学批评言之，则真如方东树所说，“如鼎足之不可废一”，而“无不若出于一师之所传”。

何以见其如鼎足之不可废一？古文义法之说原是桐城初祖方望溪的主张。此说初立，本极简单。其后经刘海峰为之推阐而使之具体化，再经姚惜抱为之补充而使之抽象化，于是到方东树再加以综合而集其大成。所以方、刘、姚三家之说不必尽同而互有关系。因此，遂如鼎足之不可废一。

何以见其若出于一师之所传？古文义法之说，原有些近于昔人所谓文道合一的问题。然而，这是老生常谈。桐城文人之论义法，不妨仍有此见解，但决不能限于这些陈陈相因的肤论。盖桐城文论集以前文论中正统派之大成，所以当然不能不蹈袭昔人的旧说；而同时，桐城文论之所以能成为桐城文论，即因在旧说之中别开生面的缘故。所以古文义法之说，决不能以文道合一的肤论视之。

方望溪，比较犹重在道的方面；可是，他《答程夔洲书》自谓“此虽小术，失其传者七百年”（《望溪文集》六），是则他所自负而自矜者原来正在“小术”方面，易言之，正在“文”的方面。刘海峰，便不复用这些烟幕弹了。他竟直截痛快谓义理是材料，而不是能事，故撇开义理不谈，而只讲文人之能事。姚惜抱，虽仍不免兼顾义理考据，但他所谓“文”，是广义的文，是诗文合一的文，故所侧重的也在文人之能事。即如后来方植之，似乎颇能于道的方面加以阐发，然而他犹且说：“古文之道非得之难，为之实难。”是则他所讲的仍属于“为文之方”。此所谓“文人能事”，此所谓“为文之方”，才是桐城文人独到之处。是则古文义法云者，正应在这一方面求之，才见桐城文论之真。因此，桐城文人之论调虽异，遂若出于一师之所传。(www.xing528.com)

桐城三祖之文论以有其共同标的，所以各人不妨就其才学识之所近而分途发展，不必蕲其一致。各人所得虽不一致，而主张仍是一贯，归宿仍是相同，所以桐城文论又始终不离所谓古文义法的问题。盖在此名词之下，可以范围以前理学家的文论，也可以范围以前唐宋八家之文论；不仅如此，桐城文论之所自出，固然是明代为唐宋古文者归震川诸人的关系，实在也受明代为秦汉古文者前、后七子的影响。

因此，义法之说，有牵涉到道的方面的门面语，也有专重在文的方面的真知语。门面语可以不述，真知语则不能不述；真知语之出于归、唐诸子者可以不述，真知语之出于前、后七子者则不能不述。

在明代，宗主秦汉与宗主唐宋的两派文人，从表面上看，固是门户各立；从骨子里看，则是沆瀣一气。为什么？即因他们都是复古，都是摹仿，本出同一手法；所异者只在宗主不同，争一头面而已。同样是学古，只因古今语言之变迁，形成古今文章形貌之距离，于是摹拟有难易，而成功也有高下。宗秦汉者，以其距离之远，不得不先摹形迹，从语句组织入手，所以觉其泥古不化；宗唐宋者不必如此，可从语气神情上揣摩，遂有所谓开阖抑扬之法，而似觉神明在心，变化由己了。这些意思，我们以前论述明代文学批评时已曾讲过。再有，秦以前之文重在著述，其形式为经、为史、为子而不成为集。至由著述而流为集部，则是汉以后一辈文人开始的。自汉以迄六朝，文人所作始由著述之体成为单篇散文。这好似小说之由长篇而变为短篇，戏剧之由多幕而进为独幕，诚是一种进步。随此进步而起的，有所谓谋篇结撰之法，有所谓开阖照应之论，因为这是单篇散文必须注意的技巧。不过六朝以前，一般人所注意的，更重在遣词使事这方面，所以不觉其有抑扬开阖起伏照应之法而已。韩、柳诸人矫之，虽易骈而为散，然于著述之单篇化则仍而不变，于是不得不在规矩绳墨上更加以注意，而为文遂有蹊径可寻，因为这是散体的单篇散文之惟一的技巧。这样，所以学秦汉者删节助词，饾饤古语，固成为窠臼；而学唐宋者，只讲转折波澜也成为窠臼。李空同之于秦汉，茅鹿门之于唐宋，都有这种习气。实则语言问题与规矩绳墨的问题，并非不能发生联系。秦汉之文虽疑于无所谓法，而仍有法可窥，即因出于语气之自然。唐宋之文虽不能无法，而神明变化不是死法所得范围，又因与语言接近的缘故。所以古文家之文论，说得抽象一些，便是“气”，即是语气之自然；说得具体一些，便是“法”，即是谋篇的结构。气盛言宜，自然能合抑扬开阖起伏照应之法；文成法立，也自然能有湮畅歇宣之气。这样讲，于是语言的问题与规矩绳墨的问题，便发生联系了。在明代，由秦汉以折入唐宋的唐荆川，与本秦汉而加以修正的屠赤水，以及由秦汉而更进一步的孙月峰，或专主唐宋的艾千子，都已约略窥到这点，不过不曾在这方面组成系统的文论而已。而桐城文人，即是在这方面组成其系统的文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