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琬：中国文学批评史

汪琬，字苕文，号钝斋，晚又号尧峰，长洲人，事见《清史稿》四百八十九卷，所著有《钝翁前后类稿》、《尧峰诗文抄》。

尧峰之文，魏禧《答计甫草书》称其醇而未肆，“奉古人法度，犹贤有司奉朝廷律令，循循缩缩守之而不敢过”。王应奎《柳南续笔》引陶子师语议其“不求其本，而急求其合节”；引黄太冲语称其“无可议，必不传”。甚至如叶燮的《汪文摘谬》谓：“汪君摹仿古人之文，无异小儿学字，隔纸画印，寻一话头发端，起承转合，自以为得古人之法。”

明白他文之所长所短是如此，然后知道他的论文主张，当然不主新奇。其最重要的，便是一篇《文戒示门人》。他说：

昌明博大，盛世之文也；烦促破碎，衰世之文也；颠倒悖谬，乱世之文也。今幸值右文之时，而后生为文，往往昧于辞义，叛于经旨，专以新奇可喜，嚣然自命作者。嗟乎！人文与天文、地文一也。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假令如日夜出，两月并见，日中见斗；又令山涌川斗，桃冬花，李冬实，夫岂不震耀耳目，超于常见习闻之外，其可喜熟甚焉！而经史书之不曰新而曰妖，不曰奇而曰变。然则今之作者，专主于新奇可喜，倘亦曾南丰所谓乱道，朱晦翁所谓文中之妖与文中之贼是也。仆窃忧之，而一二小子辈，方且诋仆言为老狂，故不敢以告他人，所愿诸同志戒之而已。其有及仆之门而志或不同者，仆亦不敢以告也。（《尧峰文抄》一）

在当时，吴中如尤西堂、汤卿谋辈皆以才子自命，流风所播，显与尧峰异趣。所以他首以新奇可喜，定为为文戒律。在他以为由文之内容言，则有道，道不变所以不尚新奇，新奇则“叛于经旨”。他又以为由文之形式言，则又有法，法是规矩，所以也不尚新奇，新奇则“昧于辞义”。他的文论，不外这两方面，而实以不主新奇可喜，为其中心思想。

假使他真能在这方面建立他的理论，成立他的一贯主张，那也未尝不是重要的贡献。只可惜他于这方面似乎有些举棋不定，时多矛盾抵触的言论。(www.xing528.com)

矛盾抵触原亦无妨，只须能融会贯通，使人不觉其思想之不一致，便是成功；而汪氏似未能如此。魏禧《学文堂文集序》谓：“君子之立言与立身行事，皆必有其大意；大意既定，则无往不得其意。辟如治军，汾阳之宽，临淮之严，自决机两阵至一令一号，皆终身行其意所独得，故皆足成功。否则因题命意，缘事以起论，其前后每自相牴牾，而观者回惑捍格，无所得其根本。”（《魏叔子文集》八）尧峰之病正在“因题命意，缘事以起论”，所以有自相牴牾之处。

汪氏一方面摭拾理学成语，如《洮浦集序》、《王敬哉先生集序》、《与曹木欣先生书》诸文，每言古之作者于道莫不各有所得，而且叹息后世文统道统之歧而为二，甚至以为退之之《原道》、永叔之《本论》，犹不足当载道之语。而在另一方面，如《答陈霭公论文书一》又言文道合一之少，以为“古人之为文也，其中各有所主，有假文以明道者，有因文以求道者，有知文而不知道者”，又似乎文之与道不必相合，甚至以文以载道之说为稍夸，此则与不主新奇可喜之说没有关系而且有些冲突了。

又汪氏之所得于古文者，仅在法度之间，故于《答陈霭公书二》谓：“大家之有法，犹奕师之有谱，曲工之有节，匠氏之有绳度，不可不讲求而自得者也。”此种论调，本不足怪。所奇怪者乃在一方面讲法，一方面又讲才与气，而此种矛盾即出于《答陈霭公书》中。法与才气，固不是不可发生联系，不过在他的思想体系上，又似与不主新奇可喜之说有些冲突而已。其《答陈霭公论文书一》中说：

仆尝遍读诸子百氏大家名流与夫神仙浮屠之书矣！其文或简炼而精丽，或疏畅而明白，或汪洋纵恣逶迤曲折，沛然四出而不可御，盖莫不有才与气者在焉。惟其才雄而气厚，故其力之所注，能令读之者动心骇魄，改观易听，忧为之解颐，泣为之破涕，行坐为之忘寝与食，斯已奇矣。而及其求之以道，则小者多支离破碎而不合，大者乃敢于披猖磔裂尽决去圣人之畔岸，而翦拔其藩篱，虽小人无忌惮之言，亦长杂见于中，有能如周张诸书者固仅仅矣。然后知读者之惊骇改易，类皆震于其才，慑于其气而然也，非为其于道有得也。……夫文之所以有寄托者，意为之也，其所以有力者，才与气举之也，于道果何与哉！（《尧峰文抄》三十二）

在此文中，他称许诸子百氏与夫神仙浮屠之书，则与论文主道之说不合，他又以为文之有力在才与气，则与论文主法之说不合。照他这样说法，文可以无与于道，只须有意，有才气，自然可以使“读之者动心骇魄，改观易听”，那么，又与其不主新奇可喜之说不甚相合了。此种见解，在后来曾国藩的文论中便不见其冲突，而汪氏文论总觉其不甚一致。这即是汪氏思想不甚缜密的地方。汪氏循循缩缩守法而不敢过，然而论道与法，犹且有此矛盾之论，然则古文家之所谓法，固只是章实斋所谓不可揭以告人的废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