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禧文论融合道学家与政治家的理、识、法之合

叔子论文既重在积理养气，而养气又重在集义，似乎全是道学家之论调，然而不然，他正同顾亭林、黄梨洲诸人一样，反对宋明儒者言之不文之弊。他以为：“语可以不惊人，而不可袭古圣贤之常言；其旨原本先圣、先儒，而不可摇笔伸纸辄以圣人大儒为发语之端。”（《日录论文》）假使卑弱肤庸，漫衍拘牵，则虽不背于道，而使天下后世厌绝其文，视如饥渴之食，鱼肉之馁败，也未免太可惜了。所以他说：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于《易》曰，“修辞立其诚”，立诚以为质，修之而后言可文也。圣人之于文，盖惓惓矣。昔者先王之制礼也，敬而已矣！必且辨为度数品物，仪饰之节，有所谓以多贵者，有所谓以少贵者，有所谓以大、以小、以高、以下、以文、以素贵者。圣人之于文亦然。文以明道，而繁简、华质、洪纤、夷险、约肆之故，则必有其所以然。盖礼不如是，不足将其敬；文不如是，不可以明道。孔子曰：“辞达而已矣。”辞之不文，则不足以达意也。而或者以为不然，则请观于六经、孔子、孟子之文，其文不文，盖可睹矣。（《甘健斋轴园稿序》）

礼之重敬，犹文之重理；礼之重仪，犹文之重法。二者原是相辅为用不可偏废的。古文家不求诸理，不明其势之不得不然，而徒求其含蓄参差断续变化之迹，固是不合；然在道学家又矫枉过正，一切抹煞全不讲究，也何能使其文之行远。二者皆非，所以他以为对于文的态度，应当无意于传之，而不应无意于作之。（说见其《研邻偶存序》）古文家之病，在有意于传之，所以有意为文；道学家知其弊，而不知无意于作之亦非。

他不仅不赞成道学家之无意作文，抑且不同于道学家之陈腐讲道。他所谓理，于其未明以前则重在识，于其既明以后，又重在用。他取了宋代政治家的主张，而又符合于清初学者的论调；适逢其会，他恰能融会而沟通之。其《答施愚山侍读书》云：

愚尝以谓为文之道，欲卓然自立于天下，在于积理而练识。积理之说，见禧叙宗子发文。所谓练识者，博学于文而知理之要，练于物务，识时之所宜。理得其要则言不烦，而躬行可践；识时宜则不为高论，见诸行事而有功。是故好奇异以为文，非真奇也。至平至实之中，狂生小儒皆有所不能道，是则天下之至奇已。故练识如炼金，金百炼则杂气尽而精光发。善为文者，有所不必命之题，有不屑言之理。譬犹治水者沮洳去则波流大，爇火者秽杂除而光明盛也。是故至醇而不流于弱，至清而不流于薄也。（《魏叔子文集》六）(www.xing528.com)

这样练识，故其所谓积理乃亦不废“市侩优倡大猾逆贼之情状，灶婢丐夫米盐凌杂鄙亵之故”（《宗子发文集》序）。这样练识，其所积之理，当然足以达当之务而适于用。其《俞右吉文集序》谓：“文以宣道义，著事功。”又云：“予生平论文主有用于世。”所以魏禧文论又能合道学家与政治家而为一。他于《左传经世序》中说：“读书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适用也，故读书不足经世，则虽外极博综，内析秋毫，与未尝读书同。”（《魏叔子文集》八）可知魏氏为学也是如此主张。其《答蔡生书》云：

仆尝言曰，文章之变于今已尽，无能离古人而自创一格者，独识力卓越，庶足与古人相增益。是故言不关于世道，识不越于庸众，则虽有奇文，可以无作。识定则求其畅，所谓了然于手口也。畅则求其健，不简不练，则气肤格弱，不足以经远。三者既立，而欲进求古人之精微，穷其变化，则学至而后知之。（《魏叔子文集》六）

这一些话，也曾在《宗子发文集序》中说过。所以我们假使欲在魏禧文论中看出清初文论偏于并合的倾向，那么可以说是理、识、法三者之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