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法与变的辩证关系

魏禧，字凝叔，一字叔子，号勺庭，江西宁都人，与兄际瑞、弟礼，有“宁都三魏”之称。际瑞所有《伯子文集》及《杂俎》，禧所著有《叔子文集》，事均见《清史稿》四百八十九卷。

叔子论文主张，以《宗子发文集序》为最重要（《魏叔子文集》八）。此文自谓“尝见及于是”，而且是“自易堂诸子外，不敢轻语人”者，当然是其论文主旨之所在。他开端便说：“今天下治古文众矣！好古者株守古人之法，而中一无所有，其弊为优孟之衣冠；天资卓荦者师心自用，其弊为野战无纪之师，动而取败。蹈是二者而主以自满假之心，辅以流俗谀言，天资学力所至，适足助其背驰。乃欲卓然并立于古人，呜呼，难哉！”这即是纠正明代文风的言论。这种话与钱牧斋、黄梨洲诸人所言无大出入，尚不是叔子文论重要的见解。叔子此文重要之处乃在说明如何不至株守古人之法。“师心自用”其失易明，所以他于这方面不大讲。“好古而中无所有，其故非一二言尽也。”所以此文重要之处，即在说明怎样好古而不致中无所有，怎样能合古人之法而不致株守古人之法。关于这，我们必先明了叔子所谓“法”的观念是什么？他以为文章之法，知其常尤应通其变，能自此中入尤须能于此中出。此义，于其《陆悬圃文序》一文中发之：

予尝与论文章之法。法，譬诸规矩，规之形圆，矩之形方，而规矩所造，为椭、为揱、为眼、为倨句磬折，一切无可名之形，纷然各出。故曰规矩者，方圆之至也。至也者，能为方圆，能不为方圆，能为不方圆者也。使天下物形不出于方必出于圆，则其法一再用而穷。言古文者曰伏、曰应、曰断、曰续。人知所谓伏应而不知无所谓伏应者，伏应之至也；人知所谓断续而不知无所谓断续者，断续之至也。今夫入坛壝，履鬼神之室，明神肃森，拱挺异列，若生人之可怖，按以人经之法，颊胲广狭股脚睢尻之相距，皆不差尺寸。然卒以为不若人者，俯仰拱挺，终日累年不能自变化故也。今夫山，屹然崱屴，终古而不变，此山之法也。泻水于盂，盂方则方，盂圆则圆者，水之法也。山以不变为法，水以善变为法。今夫山，禽兽孕育飞走，草木生落，造云雨，色四时，一日之间而数变。今夫水，泻于平地，必注于龟流，其所不平泻之，万变而不失。今夫文，何独不然！故曰：变者，法之至者也。此文之法也。（《魏叔子文集》八）

明人以时文之法为古文，亦以时文之法读古文，于是有所谓评点之学。眼光心思，都束缚于所谓伏应断续之中。这是所谓死法而不是活法。为文而求合此种死法，即是知其常而不能通其变。不能通其变，则即使伏应断续全合法度，而如履鬼神之室，明神肃森，总以为不若人。所以必须神明于法，知道不变者固是法，而善变者也是法。必能于不变之法中知善变之法，又能于善变之法中知不变之法，然后如规矩这般可以为方圆，也可以不为方圆，也可以为不方圆，而规矩之用始层出而不穷。所以说：“变者法之至者也。”叔子《答计甫草书》论汪琬文，即讥其守法而不知变。他说：

今夫石所以量物，衡所以称物。天下有日蚀星变、山崩水涌，衡之所不能称，石之所不能量者矣。是故春生夏长，秋杀冬藏者，天地之法度也。哀乐喜怒中其节，圣人之法度也。然且春夏之间，草木有忽枯槁，秋冬有忽萌芽。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笑曰割鸡焉用牛刀，遇旧馆人之丧而出涕，是有过乎喜与哀者矣。盖天地之生杀，圣人之哀乐，当其元气所鼓动，性情所发，亦间有其不能自主之时，然世不以病天地圣人，而益以见其大。文章亦然。古人法度，犹工师规矩不可叛也。而兴会所至，感慨、悲愤、愉乐之激发，得意疾书，浩然自快其志，此一时也，虽劝以爵禄不肯移，惧以斧钺不肯止，又安有左氏、司马迁、班固、韩、柳、欧阳、苏在其意中哉！至传志之文，则非法度必不工，此犹兵家之律，御众分数之法，不可分寸恣意而出之，生动变化，则存乎其人之神明，盖亦法中之肆焉者也。（《魏叔子文集》五）(www.xing528.com)

传志之文非法度必不工，即所谓“山以不变为法”，兴会所至得意疾书，即所谓“水以善变为法”。以善变为法者，元气所鼓动不能自主，非惟不以为病而益以见其大。因为无所谓伏应，无所谓断续者，正是伏应断续之至，所以“万变而不失”。以不变为法者，虽似板滞而生动变化仍存乎其人之神明，即所谓“能自变化”。能自变化者所以又可以“一日之间而数变”。因此，他之于“法”，贵神而明之，而不贵“循循缩缩，守之而不敢过”。必须能变，才成为法之至；必须能变，才不致“株守古人之法”。这是他对于法的观念。

叔子之序其兄伯子文集云：

伯子之论文曰：“由规矩者熟于规矩能生变化；不由规矩者巧力所到亦生变化。既有变化，自合规矩。”伯子于古人文无专好，其自为文亦不孜孜求古人之法，虽颇嗜漆园、太史公书，为文遇意成章，如风水之相遭，如云在天卷舒无定，得《庄》、《史》之意，然未尝稍有摹仿。吾故尝语季弟以巧力变化，伯子所自道则然也。（《魏叔子文集》八）

那么，伯子、叔子之论点正相一致。昔人称其兄弟间自为师友，以此证之，亦极可信。《伯子论文》中说：“不入于法则散乱无纪；不出于法则拘迂而无以尽文章之变。”则可以说是他们共同的见解，而也成为后世古文家共守的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