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亭林与梨洲的时代刺激

顾炎武，初名绛，字宁人，号亭林，昆山人。明鲁王时官兵部职方郎中，入清不仕，所著有《日知录》、《救文格论》、《亭林诗文集》等，事见《清史稿》四百八十七卷。黄宗羲，字太冲，号梨洲，余姚人，明鲁王时官左佥都御史，入清不仕，所著有《南雷文案》、《文定》等书。事见《清史稿》四百八十六卷。

亭林与梨洲都是清代学术的开山祖师，而同时又是清初的遗老，不能无家国兴亡之感，所以所受时代的刺激为特深。因此，他们的文学批评，应从两方面注意：一是学者的见解，一是时代的反应。由前者言，犹与清代一般学者之论文主张，没有什么分别，因为清代学术在任何方面都受清初顾、黄二氏的影响，文学批评当然也不能例外。由后者言，则为顾、黄二氏所特具，我们应特别注意，也应特加表彰。

正因他们是学者，所以都不重空文，不尚雕虫篆刻。顾亭林《日知录》中自言不欲为文人，甚至以失足坠井比喻自刻文集，以投井下石比喻为人作文集之序（见《文集》四，《与人书》二十），可谓对于文学抱着极端轻视的态度。黄梨洲也说：“且人非流俗之人而后其文非流俗之文。使庐舍血肉之气充满胸中，徒以句字拟其形容，纸墨有灵，不受汝欺也。”（《南雷文案》外卷，《钱屺轩七十寿序》）他们都看到明代文人空疏不学，而仅仅以文为事，于是模拟剽窃以貌似为学，于是寱语狂呔以批尾为学，于是黄茅白苇以雷同为学，于是高自标致分门别户，以标榜为学、以骂詈为学。愈重在词章之学，愈不能成为天下之至文。所以他们都以徒事空文为可耻。这是他们文论的出发点之一。

可是，何以他们对于空文要这般深恶痛疾呢？那恐怕是受时代的影响了。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兽蹄鸟迹交于中国的时代；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的时代。日月无光，山河变色，不能无家国沦亡之痛，而同时又无起神州陆沉之力，不欲托之空言而同时又不能不托之空言，不能不托之空言而同时又不愿徒托于空言。在这样情形之下，所以一方面承认文学的价值，而一方面又深恨空文之无用。他们所受时代的刺激，实在是太深了，太不能忍受了。那么，呼天，呼父母，发之于心，自然形之于言，自然著之于声，到那时，言随心碎，声与泪俱，字里行间莫非真情之流露。当然，他们的文学批评，不会仅取消遣的态度。这也是他们文论的出发点之一。

在此二种情形交织之下，所以一方面重在文章的真精神，一方面重在文章的真作用。

《日知录》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条，最可以看出顾亭林功利的文学观了。他说：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

其《与人书》中亦屡屡说明此旨。如云：“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与人书》二十五）上文所谓纪政事、察民隐、乐道人之善云云，概括说来，“救世”二字亦足以尽之。因此，他所作的不是雕虫篆刻之文而是“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的著述（同上）。其《与人书》三云：

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亭林文集》四）(www.xing528.com)

这是受了时代刺激，所以欲以所学所怀之足以救世者载之空言。这种具经纶有作用者，虽是空言，“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所以他再说：“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同上）所以他再说：“救民以事，此达而在上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日知录》十九，“直言”条）我所谓“不能不托之空言，而同时又不愿徒托诸空言”者为此。

这是就发表思想的文而言。至于抒写性情，又当别论；虽不必有这般直接的作用，却不能无令人感动的间接的作用。黄梨洲之论文，又重在这方面。

钱牧斋之论文，颇重在真性情，其自为文，当然也自以为是真性情之流露了，然在梨洲看来，则是“所得在排比铺张之间，却是不能入情”。艾千子之论文，也颇攻击模拟之非了，然在梨洲看来，也是“只与模拟王、李者争一头面”。（均见《南雷文约》一，《鲁苇庵墓志铭》）何以他们之文在梨洲看来，只见其伪不见其真呢？这有二因：（一）真性情也须从自己体会有得之道理得来，否则，“啁啾王、李变韩、欧，一样空疏各把笔”（《南雷文定》前集一，《喜万贞一至自南浔以近文求正诗》），强异一十于二五，亦彼此皆讥而已。艾千子之文，其病即坐此。（二）反过来说，“情不至则亦理之郛廓”（《论文管见》），真能体会到理的，也一定有真实性情。他说：“庐陵之志交友无不呜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悽怆，郝陵川之处真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恻恻动人；古今自有一种文章不可磨灭，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顾其中无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谓刳然无物者也。”（《论文管见》）钱牧斋之文其病又坐此。

因此，他得到这样的结论——“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南雷文约》四，《明文案序》上）。惟有一片至情，可歌可泣，才能发为至文，动天地而感鬼神。梨洲《文案》卷三《张节母叶孺人墓志铭》中有云：“予读震川文之为女妇者，一往深情，每以一二细事见之，使人欲涕。盖古今来事无巨细，唯此可歌可泣之精神，长留天壤。”因知牧斋文虽诵法震川，而终嫌不能入情者，即在缺少此一段可歌可泣之精神而已。此种精神，假使遇到忠臣义士，为风雨之鸡声，则尤为梨洲之所表彰。其《缩斋文集序》云：

泽望之文，可以弃之使其不显于天下，终不可灭之使其不留于天地：其文盖天地之阳气也。阳气在下，重阴锢之则击而为雷；阴气在下，重阳包之则搏而为风。商之亡也，《采薇》之歌，非阳气乎？然武王之世，阳明之世也，以阳遇阳，则不能为雷。宋之亡也，谢皋羽、方韶卿、龚圣予之文，阳气也；其时遁于黄钟之管，微不能吹纩转鸡羽，未百年而发为迅雷。元之亡也，有席帽、九灵之文，阴气也，包以开国之重阳，蓬蓬然起于大隧，风落山为蛊，未几而散矣。今泽望之文亦阳气也，然视葭灰，不啻千钧之压也。锢而不出，岂若刘蜕之文冢，腐为墟壤，蒸为芝菌，文人之文而已乎！

这是大汉天声，这是天地正气，“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民族精神赖以唤醒。这虽是空言，亦正所谓“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

顾亭林也有这种意思。《日知录》卷十九“文辞欺人”条云：“古来以文辞欺人者，莫若谢灵运，次则王维。……今有颠沛之余，投身异姓，至摈斥不容而后发为忠愤之论，与夫名镻伪籍而自托乃心，比于康乐、右丞之辈，吾见其愈下矣。”此则直是指斥钱牧斋一流人了。他再说：“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忠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征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言者伪也。”文之至由于情之至，而情之至又由于情之真，所以必须有真性情，才能有动人的真作用。黄梨洲《郑禹梅刻稿序》云：“自有宇宙以来无事无不可假，惟文为学力才禀所成，笔才点牍，则底里上露。”亭林所说，也即同此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