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揭开古文家的时文论

我们研究明代文学，不能忽略八股文所给他的影响；我们研究明代八股文，又不能不注意当时文坛演变的情形，因为时文之演变也未尝不受当时文坛的影响。所以在艾千子的时文论中，也正反映着当时文坛的情形，也正表现着他对文学批评的全貌。

千子之于时文，与他人不同。他人，视为敲门砖而已，科第既得，便行弃去，而千子则七试七挫，备尝诸生之苦，所以一生精力尽于时文。又，他人之于时文，即一时未能放弃，亦总以馀力及之，亦总以游戏视之：独千子则看得极严重。以其代圣贤立言则必得圣贤之旨；以其为国家取士，则尤贵通当世之务；而以文章定高下，则又不可不重在辞，于是所谓“法”与“气”也者，也成为时文中重要的问题了。由得圣贤之旨言则谓“文以明道为主”（《天佣子集》四，《陈大士合并稿序》）；由通当世之务言，则谓“制举之业岂尽见之空言而不见之实事哉”（《天佣子集》三，《李龙侯近艺序》）。由重在“法”与“气”诸种问题言，则又谓“诗、古文辞之为道，……其首尾开阖，抑扬深浅，发止敛散之局，与举子业无以异也”（《天佣子集》二，《李伭云近艺序》）。他简直集古今文论之大成，又岂仅与明代时文生关系。所以他于《詹曰至近艺序》中甚至说：“文之备性命，见古今，虚灵圆变，千万态而不可穷者，莫如时文。”（《天佣子集》二）

正因他这样集文论之大成，所以他是文论中的正统派，而同时也成为制举业中的正统派。他是以制举业中正统派的资格而攻击当时制举业中之左道旁门。正因他把时文看得太重，所以不惮这般大声疾呼。他简直可称是制举业中之韩、欧。《明史》本传称：“万历末，场屋文腐烂，南英深疾之，与同郡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以兴起斯文为任，乃刻四人所作行之世，世人翕然归之。”这与《唐书》之称韩愈，也有些类似。不仅如此，他于选刻之后再加摘谬，欲使四家之功罪并得明著于天下。又于四家合刻之外，再有《今文定》、《今文待》二选。此外，如什么《八科房选》、《十科房选》、《甲戌房选》等，不胜备举。他可称是当时制举业中之“素主司”，所以当时一般人之时文集，又往往请他做序跋。钱牧斋执了当时古文文坛的牛耳，而千子则执了时文文坛的牛耳。

钱牧斋的笔锋是够厉害的，攻击七子、攻击竟陵，健思锐笔，一往无前。很奇怪，牧斋用其说于古文者，千子却用其说于时文。《明史》称其附和牧斋，排诋王、李，实则假使说他用牧斋之说以论时文，似乎更适合些。他说：“制举业之道与古文常相表里，故学者之患，患不能以古文为时文。”（《天佣子集》三，《金正希稿序》）因此，他再以绳古文之道绳时文。凡是一切评论古文的话头，他都可以取来运用。取来运用，而后制举业之托体尊，制举业之地位高。(www.xing528.com)

又他对于古文、时文的看法，只是文体之异而已。所以他于普通散文中看出古文、时文之分，于制举业中也看出古文、时文之分。他在《王承周四书艺序》中说：“制举业之有先辈名稿，犹昔人文集之有古文也。”（《天佣子集》三）那么，他的推尊先辈举业，也如欧阳修之于韩文，一样是起衰继绝，转变一时之风气了。这都是他所以成为制举业中韩、欧之原因。

他以论古文者论时文，又以昔人之复古文者复先辈名稿，于是觉得“先辈之所以传者，为其尊经翼传，本于丘明、迁、固之气格，而刬除一切浮艳剽窃之为可贵”（见《王承周四书艺序》），而不期然的与钱牧斋一样喊出了通经学古的口号。他觉得时文之弊正与当时古文一样，全在于空疏不学。“士子浅陋而不学，则弱者安于庸腐，强者相竞为填剽，……衡文者浅陋而不学，则以庸腐为醇雅，以丑杂为奇古。”（《天佣子集》一，《甲戌房选序》上）欲矫空疏不学之弊，惟有重在通经学古。“为礼部礼科者，与其言正文体，莫若劝天下士多读书；与其劝天下士读书，莫若劝进士多读书。”（见同上）论时文而有此见解，真把时文看得太重了。其《四家合作摘谬序》称：“自四家之文出，而天下知以通经学古为高。”其《青来阁二集序》又称：“方孟旋先生毅然以斯文为己任，而天下始知以通经学古为高。”钱牧斋欲一般从事于古文者通经学古，而他则欲一般从事于时文者也通经学古。牧斋因为主张通经学古，所以反对伪古文所犯“僦”、“剽”、“奴”诸病，而千子之论时文也有相类之说。千子谓“今者学一先生之言惟恐其不肖；又惟恐其或攻之也，相与峻其营垒”（《天佣子集》一，《今文待序篇》上），这即牧斋之所谓“奴”。千子又说：“使其读古人书得其本末源流，……何至剽富人之藏而又从大盗谓之负贩哉！”（同上，《戊辰房书删定序》）这又是牧斋之所谓“剽”。千子又说：“制艺自震泽、毗陵，高步成、嘉之际，如规矩之于方圆，盖文之能事毕矣。万历之际，此风浸远，一二轻薄少年，中无所得而以浮华为尚，相习成风，……遂至于庸靡臭腐，而不可读。”（《天佣子集》二，《王子巩观生草序》）这又是牧斋之所谓“僦”。他欲以通经学古之说，以矫正时文界这些病痛，所以真成为古文家的时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