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南英，字千子，东乡人，万历末与同郡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以时文名天下，称章、罗、陈、艾，《明史》二百八十八卷《文苑》有传。所著有《天佣子集》。
《明史》本传称“始王、李之学大行，天下谈古文者悉宗之，后锺、谭出而一变。至是钱谦益负重名于词林，痛相纠驳；南英和之，排诋王、李，不遗馀力”，是千子论文颇与牧斋相同。我们假使以孙鑛主张为七子馀波，则艾南英的主张便是反七子的馀波。
由古文论，千子破坏之力胜其建设之功。他与牧斋一样，重在诋排王、李。他论有明一代之文云：
国朝文章之盛，莫盛于太祖朝。刘文成、宋文宪、王忠文、陶姑孰辈，不独帷幄议论，开圣子神孙亿万年无疆之历，而文章一事，亦遂为当代之冠。至于苏平仲、高季迪、解大绅、方希古，或专以诗文，或兼有节义，后先二祖之世，虽由草昧开天，士崇实学，不惑于流俗苟且之见，亦由唐宋大家之流风遗韵，典型未远。洪永而后，文章浸衰矣。杨文贞、王文成，虽卓然自成一家，而两公以相业事功，不专名文章，风矩所激，后进无由睹其标指，一时文章之权，无所主持。于是弘治之世，邪说始兴，至劝天下士无读唐以后书，又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读，骄心盛气，不复考韩、欧大家立言之旨。又以所持既狭，中无实学，相率取马迁、班固之言，摘其句字，分门纂类，因仍附和，太仓、历下两生持北地之说，而又过之。持之愈坚，流弊愈广，后生相习为腐剿，至于今而未已。（《天佣子集》四，《重刻罗文肃公集序》）
在此文中，已可见其论文宗旨了。他欲复考韩、欧立言之旨，以继唐宋大家之流风遗韵。所以对于剿袭《左》、《国》、《史》、《汉》而套格套辞者，不能满意；对于王、李末流，复于王、李文中讨生活者，更不能满意。他《与周介生论文书》及《答夏彝仲论文书》（均见《天佣子集》五）都揭破王、李末流之技俩而痛加驳斥。盖明末为王、李之学者，其作风又微有转变。其一派于文必秦汉之外，又参以六朝之藻丽，陈人中（子龙）即是这方面的代表。其又一派学秦汉文之钩章棘句，以诘屈聱牙为能事，是又兼受竟陵之影响，文太青（翔凤）可为这方面的代表。所以他的诋誐前、后七子又与王、唐、归诸人不同。王、唐、归只攻击秦汉之伪体，而他于秦汉伪体之外更须攻击六朝之俪体与古文家中尚奇一派。因此，他们虽都是“桐城派”的先声，而千子的主张似乎比较王、唐、归诸人更与桐城为接近一些。经过了他们这样辨难讨论以后，于是所谓古文之学，其法益严而其流益狭。
在姚姬传《古文辞类纂》以前，千子也想为这一类结集，以定古文之准的。他曾手订秦汉至元之文，为《历代诗文选》，又订明代诸家为《皇明古文定》（见《再与周介生论文书》）。此二书虽未成，然而视为《古文辞类纂》的前身，则无可疑。他所谓古文标准，以为“千古文章独一史迁，史迁而后，千有馀年，能存史迁之神者独一欧公”（见同上）。古文标准愈精而愈约，古文门户亦愈坚而愈定。明代自王、唐、归、茅以后直至千子，其论文观念都与桐城派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千子不仅示人以鹄的，他更欲语人以避忌，于是他再选《文剿》、《文妖》、《文腐》、《文冤》、《文戏》五书，此五书虽也不传，然于《再与周介生论文书》中曾述其义。要之，他于古文门户，有鹄的、有避忌，虽不言古文义法，而隐隐以义法标准衡量文章了。“桐城”文之主张雅洁，也不外去此数者之弊而已。
千子论文虽未标雅洁之称，而实有雅洁之义。以其重在雅，故不主六朝之浮艳；以其重在洁，故又不主樊宗师一流之奇险。前者多对陈人中发，后者多对文太青发。他们都是秦汉派之末流旁支，而千子一例轻视之。轻视之故即因他们这些技俩，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以得首肯，不雅不洁，仅能博流俗之称赏而已。其《论文诗》所谓“昔友陈与罗，巨刃摩天扬，蛟龙盘大幽，鬼语争割强，凌猎经与史，嘈杂奏笙簧。近者思简淡，净洗十年藏，先民有典型，震泽方垂裳”云云（见同上），欲由嘈杂而转变到简淡，是则他虽不言雅洁，而雅洁已在其中了。(www.xing528.com)
平心而论，当时之为古文者，确以主唐宋者为比较近理。千子自言：“所据者尊，所持者确。”（见《再答夏彝仲论文书》）亦良不谬。我们以前说过：“学秦汉者，不得不兼学昔人之语词与昔人之语法。”不学则不肖，学之而肖则又成影子，成赝物，所以唐宋派以神理学秦汉，正是比较聪明之处。千子说：
经籍而后必推秦汉，为其古雅质朴，典则高贵，序裁生动，使人如睹。然以其去古未远，名物方言不甚近人；必尽肖之，则势必至节去语助，不可句以为奥。疏枝大叶，离合隐现，寓法于无法之中；必尽肖之，则必决裂体局，破坏绳墨，而至于无法。故韩、欧、苏、曾数大家存其神而不袭其糟粕，二千馀年独此数公，能为秦汉而已。（《四与周介生论文书》）
夫足下不为左氏、司马则已，若求真为左氏、司马氏，则舍欧、曾诸大家，何所由乎？夫秦汉去今远矣！……役秦汉之神气而御之者，舍韩、欧奚由？譬之于山，秦汉则蓬山绝岛也，去今既远，犹之有大海隔之也，则必借舟楫焉而后能至。夫韩、欧者，吾人之文所由以至于秦汉之舟楫也。由韩、欧而能至于秦汉者，无他，韩、欧得其神气而御之耳。若仅取其名物器数职官地理方言里俗，而沾沾然遂以为秦汉，则足下之所极赏于元美、于鳞者尔。不佞方由韩、欧以师秦汉，足下乃谓不当舍秦汉而求韩、欧；不佞方以得秦汉之神气者尊韩、欧，而足下乃以窃秦汉之句字者尊王、李，不亦左乎？（《答陈人中论文书》）
他称王、李之学，仅窃秦汉之句字，诚中王、李之病。不过他所谓韩、欧得秦汉之神气者，又不免太说得抽象。实则他所谓神气，与荆川之所谓“法”正是同一意义。说得具体一些，则为法，抽象一些则为神气。法也，神气也，二而一，一而二者也。
重在法，重在神气，故以首尾结撰为辞而不以句字为辞、词藻为辞（见《答陈人中论文书》）；以平淡古质不为烦华者为古文，而不以辞章为古文（见《答夏彝仲论文书》）。这样，所以可由“唐宋”与“秦汉”之争，一变而为骈散文之争。为此问题，他与陈人中争得很厉害。据陈氏自撰《年谱》称：“崇祯元年戊辰秋，豫章孝廉艾千子有时名，甚矜诞，挟谖诈以恫喝时流，人多畏之。与予晤于娄江之閅园，妄谓秦汉文不足学，而曹、刘、李、杜之诗皆无可取。其詈北地、济南诸公尤甚。众皆唯唯。予年少在末坐，摄衣与争，颇折其角；彝仲辈稍稍助之，艾子诎矣，然犹作书往反辨难不休。”是则此事之起只是口头之争，到后来才引起文字的辩难。可惜在《陈忠裕全集》中不见反驳千子之文。据李延昰《南吴旧话》谓人中以受彝仲之劝阻而止。所以现在于此问题，只能片面的在千子文中看出一些讨论的核心而已。
他《答夏彝仲论文书》中谓：“古人之所谓辞命辞章者，指其通篇首尾开阖而言，非以一黄一白，一朱一黑，俪字骈音，而谓之辞。”又谓：“昔人以汉末至唐初偶排摘裂，填事粉饰宣丽整齐之文为时文，而反是者为古文。”这样确定了古文辞的意义，于是再确定了古文辞的性质。他说：“每见六朝及近代王、李崇饰句字者辄觉其俚；读《史记》及昌黎、永叔古质典重之文，则辄觉其雅。然后知浮华与古质则俚雅之辨也。”在此种争论中，可以说为“桐城文派”预先解决了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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