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孙鑛评经

孙鑛字文融，号月峰，余姚人，万历会试第一，官至南兵部尚书，所著有《孙月峰评经》、《今文选》等。

孙氏评经，盛行一时。钱牧斋谓：“诃《虞书》为俳偶，摘《雅》、《颂》为重复，非圣无法，则余姚孙氏鑛为之魁。”（《有学集》十七，《赖古堂文选序》）他虽不以孙氏评经为然，然而不能不承认这是“浸淫于世运，薰结于人心”的一种风气。历史上之所以能形成一时风气，原只是一时代学术思想兴趣转移的表现，本无所谓是非，也无所谓功罪。清代人对于六经看作都是史，那么明代人也不妨把六经看作都是文。六经皆文，所以不妨加以批评。这正是明代学术自然的趋势，所以能成为一时风气。

因此，我们对于孙氏评经，并不重在其批评之当否，或批评方法之当否，而着重在说明何以孙氏会注意到评经，何以评经会成为一时风气。

在孙氏以前，茅坤已主张宗经。坤字顺甫，号鹿门，归安人。《明史》二百八十七卷《文苑》有传，所著有《茅鹿门文集》。鹿门之学，也以评选见长。他曾选唐宋韩、柳、欧阳、三苏及曾、王八家文为《唐宋八大家文抄》。《四库提要》谓：“秦汉文之有窠臼，自李梦阳始，唐宋文之亦有窠臼，则自坤始。”这话说得一些不错。鹿门所得，原只在文之转折波澜而已，并未能得文之神理。可是鹿门虽仅得唐宋文之转折波澜，而其论调，则帽子甚大，也是摭拾一些宗经求道的话。其《复唐荆川司谏书》云：

古来文章家气轴所结，各自不同。譬如堪舆家所指龙法，均之萦折起伏，左回右顾，前拱后绕，不致冲射尖邪，斯合龙法。然其来龙之祖，及其小大力量，当自有别。窃谓马迁譬之秦中也，韩愈譬之剑阁也，而欧、曾譬之金陵、吴会也。中间神授，迥自不同，有如古人所称百二十二之异；而至于六经，则昆仑也，所谓祖龙是已。故愚窃谓今之有志于为文者，当本之六经以求其祖龙。而至于马迁，则龙之出游，所谓太行、华阴而之秦中者也。故其气尚雄厚，其规制尚自宏远。若遽因欧、曾以为眼界，是犹入金陵而览吴会，得其江山逶迤之丽，浅风乐土之便，不复思履殽、函，以窥秦中者已。（《茅鹿门文集》一）

此外尚有类似的主张。如其《谢陈五岳序文刻书》云：“文不本之六籍以求圣人之道，而顾沾沾焉浅心浮气，竞为拮据其间，譬之剪采为花，其所炫燿熠爚者或若目眩而心掉，而要之于古作者之旨，或背而驰矣。”（《茅鹿门文集》六）又《复陈五岳方伯书》云：“窃谓天地间万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世之文章家当于六籍中求其吾心者之至，而深于其道，然后从而发之为文。”（《茅鹿门文集》八）综上所言，可知他是欲由韩、欧以进窥马迁，由马迁以进窥六经。题目不可谓不正，帽子不可谓不大，只是他所谓圣人之道，说来模糊影响，总觉肤泛，对于古人一段精神命脉，如荆川所言者，似乎全未理会。他的一生似乎只理会到唐宋古文之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而已。幸而他的精力，全用在这上面；假使他再有馀力的话，他便将进而评选六经。所以孙月峰之评经，于这一方面也不能不受鹿门的影响。

不仅如此，月峰于受鹿门影响之外，恐怕又受七子文论之影响。自七子标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于是复古之风盛极一时。顾以诗文体制不同，所以成就互异，而同时也产生不相同的影响。王世贞于《李于鳞传中》已说过：“于鳞既以古文辞创起齐鲁间……操觚之士不尽见古作者语，谓于鳞师心而务求高，以阴操其胜于人耳目之外而骇之，其骇与尊赏者相半，而至于有韵之文则心服靡间言。”所以论诗宗七子者多，而论文宗七子者少。易言之，即论诗宗七子而有所阐发者尚多，而论文宗七子能自成系统者便不多见。

孙月峰便可视为七子文论之后劲，而其评经便是较七子文论更勘进一步的表现。当时如黄道周之学子，陈子龙之学六朝，也都可谓是七子文论的转变。七子文论在明末依旧有他的势力。月峰之自述学文经历，谓：

四十以前大约惟枕藉班、马二史，以雄肆质陗为工。丁亥以后，玩味诸经，乃知文章要领惟在法，精腴简奥，乃文之上品。……万古文章，总之无过周者。（《孙月峰集》九，《与李于田论文书》）(www.xing528.com)

鑛昔童时，于先君案上，窃取《史记》读之，见其新奇而伟丽，心极爱之，如获奇宝，时时诵习，以为天下书惟此一部而已。又于伯兄所见庄生籍，亦惊喜，苦其难解，因极力研究，顾终不能如龙门之莫逆。他书虽间涉猎，然止是涉猎，与不读同。至二十五岁，始知爱欧阳文。二十六而熟读《韩非子》，手节录之，以资举业。二十九而始读《文选》，爱其醲厚深至。再逾年而读《汉书》，爱其质而错落，如严间树木，不圆正乃佳。逾年释褐，又一年乃读《左传》，熟记与僚友相背诵，然无所得。逾年复读《汉书》，后复涉猎。至四十四家居，乃尽屏诸书一小厨，独置马、班二史，益之《国策》、《韩》、《吕》三种，以此五部音节相类，是一家耳。又二年，始读《国语》，又进之十三经，乃大有悟；盖文章之法尽于经矣。（同上，《与余君房论文书》）

可知他童时已诵习汉文，至四十六以后，始玩味诸经，而深有所得。所以他的路线，仍是循七子之途径，不过更进一步而已。其《与吕甥玉绳论诗文书》云：“世人皆谈汉文唐诗，王元美亦自谓诗知大历以前，文知西京以上，愚今更欲进之古，诗则建安以前，文则七雄而上。文则以《易》、《书》、《周礼》、《礼记》、三《春秋》、《论语》为主，两之《语》、《策》，参之《老》、《庄》、《管》；诗以三百篇为主，兼之楚《骚》、《风雅广逸》、《汉魏诗乘》。”（《孙月峰集》九）这即是他的主张。他的主张既是如此，那么在批评风气盛行复古之时，雌黄及于诸经，原是当然的现象。

他为了拥护这种主张，于是说明其理由，以为经之所长在法。

古人无纸，汗青刻简，为力不易，非千锤百炼，度必可不朽，岂轻以灾竹木。宋人云：“三代无文人，六经无文法。”弟则谓惟三代乃有文人，惟六经乃有文法。周尚文，周末文胜，万古文章，总之无过周者。《论语》、《左氏》、《公》、《穀》、《礼记》最有法。公羊，子夏弟子；《礼运》出于子游，其馀似多系二贤高弟所撰，此皆是孔门文学。《国策》而后乃大变。庄、列、荀、屈、韩、吕诸家，变态极矣。子长承之，祖《论语》，沿战国馀风，更以奇肆出之，遂为后代文豪。其实法穷而纵，以嗣周秦之后，即唐宋之苏氏也。浸淫至于六朝，及唐，惟务绮靡，法益亡。昌黎氏力振之，直探原于经，法乃更出。近人不知，乃顾以纵肆者为古，规矩者为今，此迷于初始矣。（《与李于田论文书》）

文章之法，尽于经矣。皆千锤百炼而出者。至子长乃纵肆，盖沿战国风气来，实亦本之《论语》。此即近代之苏氏也。后至六朝，靡漫极矣。昌黎起，乃悉反之经，今人不深察，谓纵者为古，法者为今，此大误也。（《与余君房论文书》）

此二文意旨大致相同。他持论主于法古，主张周文汉诗，可谓较七子更进一步。而他所以法古的理由，即以其千锤百炼，精腴简奥，合于唐宋派之所谓法。在月峰以前，空同论文主法，荆川论文也主法，然而他们的意义不同。空同之所谓法，重在学秦汉文之语法文法，他欲于语句组织上以求其文色泽气象之古。荆川之所谓法，重在学唐宋文之作文法，他又欲于文章组织上以求其开阖顿挫变化之方。至于月峰，则又用唐宋派的文法，以读周秦之文，于是觉得周秦文中，似断而实连与似连而实断之处，也未尝无法则可窥。所以我说月峰提出周文汉诗的主张虽本于七子，而其评经的技俩，则又同于鹿门。他与鹿门一样于经文中窥到有所谓绳墨布置之法而已。他既在这方面窥到有所谓法，于是觉经文之千锤百炼，于是觉经文之精腴简奥。他的评经，全是这一种关系。实则，在这方面，唐荆川也早已说过。荆川谓：“汉以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而不可窥。”（《董中峰侍郎文集序》）是则荆川也知汉以前文之未尝无法了。不过他认为其法密而不可窥而已。何以汉以前之文，其为法密而不可窥，而唐与近代之文又能毫厘不失乎法呢？盖这虽是作文法上的问题，仍不能与语文法没有关系。由中国的语文法言，至唐宋以后而助词之作用始显，故丰神摇曳，能曲折助语言之神态。又至唐宋以后，而连词之作用也始显，故开阖顺逆、抑扬顿挫诸种变化，均可在文章中表现，即所谓“严则疑于有法而可窥”。周秦之文，减少了助词连词，则此种关系便不很明显，所以说“密而不可窥”。然于诵读之际，默加体会，于音节歇宣之间，又未尝不有自然之节，与后世之文初无二致。所以成为“法寓于无法之中”，所以成为“出乎自然而不可易”。月峰之所体会到者，盖即是这一点。

明人于文，确是专攻。任何书籍，都用文学眼光读之。所以以唐诗的手法读《诗经》，而《诗》之味趣更长；以《史》、《汉》的笔路读《尚书》，而《书》之文法愈出。以视唐宋人之于诗文，或偏于讲关键、讲式例，或偏于讲道德、讲经济，确是更高一着。然而眼光只局于文章，毕竟所得有限。月峰《与赵梦白论文书》云：“念古人虽广搜博取，然所得力者不过一二种，若子厚之于《国语》，永叔之于韩文，明允之于《孟子》皆是也。”（《月峰集九》）所以他也想得此等一二部以涵咏讽诵之。他的目的，只想对于经书涵咏讽诵之后，而于文事方面有所得力。但是此种说法，尽管高，尽管正，却不易使人入悟。七子之文，正因标举高格而无从悟入，所以走上剽窃掇拾一途，而月峰则于閅州之文，犹且病其不能追踪古先，则更上一层，以经文为标的，岂非更无着手之处！此种情形，他自己也知道。他说：“此数种书以达于今文，必须易范而铸，未若《史记》等之可以灌输而贾也。”（《与余君房论文书》）则是此种主张之难有成就，且较七子为更甚。他《与余君房论文书》又说：“自空同倡为盛唐汉魏之说，大历以下悉捐弃，天下靡然从之，此最是正路，无可议者。然天下事但入正路即难，即作人亦如此。”是则正路之难行，他也很明白。何况他所谓正路，还是古人所走过而荒废了的古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