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陵派的特点及失败原因

锺惺字伯敬，谭元春字友夏，皆竟陵人。二人以选《诗归》齐名，时称其作风为竟陵派。《明史》二百八十八卷附《文苑·袁宏道传》。锺氏所著有《隐秀轩集》，谭氏所著有《谭友夏合集》。

钱牧斋之论锺、谭，谓“伯敬擢第之后思别出手眼，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以驱驾古人之上”。谓“当其创获之初，亦尝覃思苦心，寻味古人之微言奥旨，少有一知半见，掠影希光，以求绝出于时俗”。（见《列朝诗集小传》丁中）这些话尚说得公允。盖锺、谭于诗原不是无所知见，而本其知见，也确能另立一宗。谭友夏之《退谷先生墓志铭》，称锺氏“尝恨世人闻见汩没，守文难破，故潜思遐览，深入超出，缀古今之命脉，开人我之眼界”（《谭友夏合集》十二）。这也是实情，不为谀辞。不过锺、谭于诗，虽有所见，但仍沾染明代文人习气，只在文中讨生活，所以觉其不学；只在文中开眼界，所以也多流弊。钱牧斋称其“见日益僻，胆日益粗”，“以俚率为清真，以僻涩为幽峭”，识坠于魔而趣沉于鬼，也未尝不中其病痛。

不过，平心而论，凡开创一种风气或矫正一种风气者，一方面为功首，一方面又为罪魁，这本是没法避免的事。盖此种偏胜的主张，固可以去旧疾，也容易致新疾。何况在时风众势之下，途径既成，无论何种主张都不能无流弊。故其罪不在开山的人，而在附和的人。后人惩其流弊，而集矢于开创风气的人，似未得事理之平。再有，即使开山的人已不能无流弊，然由文学批评史的惯例而言，作风容有偏至之失，批评每多无懈可击。盖批评是作者理想的标准，总是比较圆满；至于作者是否能达此境界，那是另一问题。后人以议其作品之弊而攻击其批评的主张，似也未得事理之平。

由前一点言，锺、谭不过不欲再循七子途径而已，不欲复蹈公安覆辙而已。他们于这两方面原看得很清楚。锺氏《诗归序》云：“今非无学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使捷者矫之，必于古人外自为一人之诗以为异，要其异又皆同乎古人之险且僻者，不则其俚者也。则何以服学古者之心！”（《隐秀轩文昃集》序一）谭氏《诗归序》云：“古人大矣，往印之辄合，遍散之各足，人咸以其所爱之格，所便之调，所易就之字句，得其滞者熟者、木者陋者。曰我学之古人，自以为理长味深，而传习之久，反指为大家，为正宗。……而有才者至欲以纤与险厌之，则亦若人之过也。夫滞熟木陋，古人以此数者收浑沌之气，今人以此数者丧精神之原，古人不废此数者，为藏神奇、藏灵幻之区，今人专借此数者，为仇神奇、仇灵幻之物。”（《谭友夏合集》八）公安矫七子之肤熟，肤熟诚有弊，然而学古不能为七子之罪。竟陵又矫公安之俚僻，俚僻诚有弊，然而性灵又不能为公安之非。竟陵正因要学古而不欲坠于肤熟，所以以性灵救之，竟陵又正因主性灵而不欲陷于俚僻，所以又欲以学古矫之。他们正因这样双管齐下，二者兼顾，所以要于学古之中得古人之精神。这即是所谓求古人之真诗。求古人之真诗，则自然不会袭其面貌，而同时也不会陷于挽近。学古则与古人之精神相冥合，而自有性情；抒情则与一己之精神相映发，而自中法度。论诗到此，岂复更有剩义！

这是锺、谭所以要选《诗归》之旨。锺氏《序》云：

诗文气运，不能不代趋而下，而作诗者之意兴，虑无不代求其高。高者，取异于途径耳。夫途径者，不能不异者也，然其变有穷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变无穷也。操其有穷者以求变而欲以其异与气运争，吾以为能为异而终不能为高。其究途径穷，而异者与之俱穷，不亦愈劳而愈远乎？此不求古人真诗之过也。

后人以竟陵诗风，近于深幽孤峭，遂以为竟陵欲别创深幽孤峭之宗，以取异于途径。这正误解了竟陵。后人之误解，只以竟陵也欲求其高，所以似乎有类“取异于途径”而已。然而锺、谭都知道取异于途径者，只能为异而终不能为高，所以他们并不欲取异于途径。锺、谭之病，只在为要求古人真诗之故，强欲于古人诗中看出其性灵而已。强于古人诗中求其性灵，于是不得不玩索于一字一句之间。玩索之久，觉得某句奇妙、某字鲜秾，某是苦语、某是很语，某字深甚、某字远甚，到此地步，虽欲不走入魔道而不可能。这是锺、谭的病痛所在。谭氏《诗归序》云：“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专其力，壹其思，以达于古人，觉古人亦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瞩人。”他这样疑神疑鬼，于是覃思苦心所得的一知半见，适足为其入魔之助。牧斋所谓“见日益僻，胆日益粗”者，其原因乃在此。不过我们所应辨析者，乃是锺、谭本意，并不即要走上此僻见，而且他们自己也不觉此种看法为僻见。谭氏《序》中又云：“法不前定，以笔所至为法；趣不强括，以诣所安为趣；词不准古，以情所迫为词；才不由天，以念所冥为天。”这真是通达之论，何尝欲走入僻路！然而后人论定总觉其走入僻路者，即因他们只在诗文中讨生活，所以也成为有意欲在诗文中开眼界。有意欲在诗文中开眼界，于是虽不欲取异于途径，而结果仍成为取异于途径。竟陵正欲矫公安之俚与僻，然而牧斋之议竟陵，反说其“以俚率为清真，以僻涩为幽峭”。知及之，学不能副之，作品不能应之，这即是竟陵失败的原因。而其症结所在，即因只在诗文中讨生活，强欲于古人诗中看出其性灵而已。不于古人诗中求性灵，是公安的流弊；强于古人诗中求性灵，是竟陵的流弊。公安与竟陵之异同，即在这一点。

后来公安的作风逐渐转变，由性灵而趋向于学古，所以袁小修的见解转与牧斋为近。然而竟陵的成就，反由学古而局促于性灵，卒成为牧斋所说的鬼趣与兵象，这真是锺、谭所不及料。所以我总觉得如使仅在诗文中间讨生活，则其理论无论如何得最上乘，明第一义，而下劣诗魔，总会入其肺腑之间。锺氏《诗归序》云：“选古人诗而名曰所止焉，如是而已矣！”所选以古人为归，其学古原无可非议，然使后人之心目有所止焉，那便不能无流弊。可是，这真是没法避免的事。“何者？人归之也。选者之权力，能使人归，又能使古诗之名与实俱徇之，吾其敢易言选哉！”锺氏原是知道这种关系的。不选，则古人之精神不显，而锺、谭之心目也无由表现。谭氏《古文澜编序》云：“选书者非后人选古人书，而后人自著书之道也。”（《谭友夏合集》八）他们正以选诗为著书，所以可以表现其心目，而同时也可使后人之心目有所止焉。然而，即此，便不能无流弊了。

钱牧斋谓“《诗归》盛行于世，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删定”（《列朝诗集小传》丁中）。一般人的附和推崇，这正是锺、谭的不幸。然而在明代文人的风气之下，欲使人不附和，不立门户，又势所难能。锺氏《周伯孔诗集序》称其“游金陵，欲袖夷门博浪之椎，椎今名下士”（《隐秀轩文昃集》序二）。又《问山亭诗序》云：“今称诗不排击李于鳞，则人争异之，犹之嘉隆间不步趋于鳞者，人争异之也。”（同上）排击是时风众势，步趋也是时风众势。“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所以锺、谭一出，而天下又群趋于竟陵了。

竟陵何尝欲自成一派呢？何尝欲取异于途径呢？锺氏于《潘稚恭诗序》云：“稚恭之友有戴孝廉元长者，序稚恭诗，忧近时诗道之衰，历举当代名硕，而曰近得竟陵一脉，情深宛至，力追正始。竟陵不知所指。或曰，锺子竟陵人也。予始逡巡踧踖舌挢而不能举。近相知中有拟锺伯敬体者，予闻而省愆者至今。何则？物之有迹者必敝，有名者必穷。昔北地、信阳、历下、閅州，近之公安诸君子，所以不数传而遗议生者，以其有北地、信阳、历下、公安之目，而诸君子恋之不能舍也。”（《隐秀轩文昃集》序又二）自有北地、信阳、历下、閅州、公安之目而李、何、李、王、三袁之诗以敝；自有竟陵之目，而锺、谭之诗也以敝。敝之者，非北地、信阳、历下、閅州、公安与竟陵，而是附和北地、信阳、历下、閅州、公安、竟陵的人。附和者众，其势必穷。“势有穷而必变，物有孤而为奇”，这是锺氏《问山亭诗序》中的话。明代文人，所以出主入奴互立坛坫以相争胜者，全由此种关系。谭氏《万茂先诗序》云：“吾辈论诗，止有同志，原无同调。”（《谭友夏合集》九）却不料当时诗人一定要变同志为同调。

由后一点言，锺、谭以求古人真诗之故，“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见锺氏《诗归序》）。于是不求深幽孤峭，而自然能立深幽孤峭之宗。他强于古人诗中求性灵，于是得其所谓“幽情单绪”者。得其所谓“幽情单绪”，于是觉得“诗清物也。其体好逸，劳则否；其地喜净，秽则否；其境取幽，杂则否；其味宜淡，浓则否；其游止贵旷，拘则否”（见《隐秀轩文昃集》序二，《简远堂近诗序》）。既知诗为清物，好逸喜静，宜幽淡而旷，那么，如何能不在其诗中表现此种境界，所以虽不求深幽孤峭，而自然能立深幽孤峭之宗。锺氏《答同年尹孔昭书》云：“我辈文字到极无烟火处，便是机锋，自知之而无可奈何！”（《隐秀轩文往集》书牍一）又《与谭友夏书》云：“曹能始言我辈诗清新而未免有痕，却是极深中微至之言，从此公慧根中出。有痕非他，觉其清新者是也。”（同上）诗到有机锋，到有痕可寻，又如何能不别立一宗！

所以锺、谭诗原只诗中一格而已！假使没有人附和，不成为风气，则天地间有此一种诗，孤芳自赏，原也未为不可。沈春泽之序《隐秀轩集》云：“后进多有学为锺先生语者，大江以南更甚。然而得其形貌，遗其神情，以寂寥言精炼，以寡约言清远，以俚浅言冲淡，以生涩言新裁；篇章字句之间，每多重复，稍下一二语。辄以号与人曰，吾诗空灵已极。余以为空则有之，灵则未也。”可知锺、谭诗之流弊，在当时已是如此了。盖深幽孤峭之宗既立，有机锋可执，有痕可寻，则学此种诗格者，自然不能无流弊。不仅后进，即锺、谭也不能无此病。钱牧斋之论锺氏谓：“抉擿洗削，以凄声寒魄为致，此鬼趣也；尖新割剥，以噍音促节为能，此兵象也。……锺、谭之类，岂亦五行志所谓诗妖者乎？”而其论谭氏诗，又谓“友夏诗贫也，非寒也；薄也，非瘦也；僻也，非幽也；凡也，非近也；昧也，非深也；断也，非掉也；乱也，非变也。……要其才情不奇故失之纤，学问不厚故失之陋，性灵不贵故失之鬼，风雅不遒故失之鄙”。（均见《列朝诗集》）可知别立一宗的结果，往往走入魔道，能为异而不能为高。牧斋之论固不免稍涉苛刻，然在不了解锺、谭诗者，原不妨有此偏激的论调。锺、谭求古人之幽情单绪，虽似稍僻，然而“人有孤怀，有孤诣”（见谭氏《诗归序》），诗人之所感，原不必即是一般人之所感；诗人一时之所触，原不必即是一般人习常之所触。谭氏《汪子戊己诗序》云：“诗随人皆现，才触情自生。”又云：“夫作诗者一情独往，万象俱开，口忽然吟，手忽然书。即手口原听我胸中之所流，手口不能测；即胸中原听我手口之所止，胸中不可强。”（《谭友夏合集》九）这些话很有些近于公安的口吻，然而由有孤怀孤诣的诗人看来，则所谓“一情独往，万象俱开”者，正有些近于现时象征派诗人的看法。钱牧斋举吴中朱槐批评锺、谭之语，谓“伯敬诗‘桃花少人事’，诋之者曰，李花独当终日忙乎？友夏诗‘秋声半夜真’，则甲夜、乙夜秋声尚假乎？”这种话直是不知象征诗人之所感！孤怀孤诣，原须“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庶几“如访者之几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获”。那得便以这种不周延之语来相诘难！牧斋又说：“世之论者曰，锺、谭一出，海内始知性灵二字，然则锺、谭未出，海内之文人才士皆石人木偶乎？”（《列朝诗集小传》丁中）我们假使以孤怀孤诣来解释锺、谭之所谓性灵，那么，真所谓“锺、谭一出海内始知性灵二字”。盖锺、谭之所谓性灵，原不同于一般人之所谓性灵。昔人之批评，往往有不得要领而妄加雌黄者，此类是也。

我们即使再退一步，说锺、谭之诗，以近象征诗派之故，不易得人了解，不免落于鬼趣兵象，那么无论如何，他在文学史上矫正一时风气，不使黄茅白苇，千篇一律，其功也不可泯没。锺氏《问山亭诗序》云：“石公恶世之群为于鳞者，使于鳞之精神光焰不复见于世。李氏功臣孰有如石公者！”那么，在锺、谭之时称诗者，又一齐化而为石公，“是岂石公意哉”（见《昃集》序二）！又其与《王稚恭兄弟》论江进之诗谓“才不及中郎而求与之同调，徒自取狼狈而已”。又谓“国朝诗无真初、盛者，而有真中、晚，真中、晚实胜假初、盛，然不可多得”。又谓“学袁、江二公与学济南诸君子何异！恐学袁、江二公其弊反有甚于学济南诸君子也”。他看到当日“牛鬼蛇神，打油定铰，遍满世界”，他知道“因袭有因袭之流弊，矫枉有矫枉之流弊。前之共趋，即今之偏废，今之独响，即后之同声”。（《隐秀轩文往集》书牍一）所以宁愿矫异，而遁入僻道，不欲逐流以济其恶滥。这真是锺氏于《再报蔡敬夫》书中自述选辑《诗归》之旨，所谓“一片老婆心时下转语，欲以此手口作聋瞽人灯烛舆杖”，（见《往集》书牍一）我们即就这一点言之，锺、谭便不为无功。

我们即使更退一步，说锺、谭之诗虽能变七子、公安之弊，然愈变愈下，其功不能掩其罪，那么，再看他们的批评是如何？谭氏《袁中郎先生续集序》云：“古今真文人何处不自信，亦何尝不自悔。当众波同泻，万家一习之时，而我独有所见，虽雄裁辨口摇之，不能夺其所信。至于众为我转，我更觉进，举世方竞写喧传，而真文人灵机自检，已遁之悔中矣。此不可与钝根浮器人言也。”（《谭友夏合集》八）锺、谭是否有所悔，固不敢言，然由其批评见解言之，却正不欲成派，不欲落痕。易言之，即不欲其中迹，不欲其有敝。(www.xing528.com)

人家说，锺、谭不学，而他们则正欲以学救其弊。锺氏《与谭友夏书》云：“轻诋今人诗不若细看古人诗，细看古人诗便不暇诋今人也。”（《隐秀轩文往集》书牍一）他们何曾号呼叫嚣，心粗胆横，如牧斋之所言者。锺氏《孙昙生诗序》云：“人之为诗，所入不同，而其所成亦异。从名入才入兴入者，心躁而气浮；……从学入者心平而气实。”（《隐秀轩文》昃集，序又二）盖从名入才入兴入者，则欲其心之由躁而平，气之由浮而实，必待年而定；年愈高，学愈进，则诗之所成也随以异。从学入者便不须如此。可知锺氏论诗，正以从学入者为高。是则“竟陵派”之诗论又何尝废学！

人家说锺、谭诗贫而非寒，薄而非瘦，而他们又正欲以厚救其弊。谭氏《诗归序》云：“春未壮时，见缀缉为诗者，以为此浮瓜断梗耳，乌足好！然义类不深，口辄无以夺之。乃与锺子约为古学，冥心放怀，期在必厚。”很奇怪，人家于锺、谭诗中看不出他的厚，而他们的论诗，却是“期在必厚”。锺氏《陪郎草序》云：“夫诗以静好柔厚为教者也。今以为气不豪、语不俊，不可以为诗。予虽勉为豪、学为俊，而性不可化，以故诗终不能工。”（《隐秀轩文昃集》序又二）他所谓豪，即指七子；他所谓俊，即指公安。“豪则喧，俊则薄；喧不如静，薄不如厚。”所以他要以静好柔厚为教。是则锺、谭论诗都拈一“厚”字，何尝欲其薄欲其僻呢？盖“竟陵”之学，原同“公安”一样，偏重性灵，其作风也不免均失之于薄；然而“竟陵”又有意与“公安”立异，欲矫“公安”之失，故批评主张遂拈一“厚”字，以为对症良药。

因为厚，不仅对于公安是对症良药，即对于竟陵也仍是对症良药。锺氏《与弟恮书》云：“慧处勿纤，幻处勿离，清处勿薄。”（《隐秀轩文往集》书牍一）即因偏重性灵之作，最易犯此病症。当时曾能始批评锺、谭诗清新而未免有痕，锺氏极以为然；也以为除以厚救之之外，别无办法。故《与谭友夏书》云：“痕亦不可强融，惟起念起手时，厚之一字可以救之。如我辈数年前诗，同一妙语妙想，当其离心入手，离手入眼时，作者与读者有所落然于心目，而今反觉味长；有所跃然于心目，而今反觉易尽者。何故？落然者以其深厚，而跃然者以其新奇。深厚者易久，新奇者不易久也。此有痕无痕之原也。”（《隐秀轩文往集》书牍一）可知他们矫正公安，同时也矫正自己。

他们主张厚出于灵，所以学古而不落格调；他们又主张灵归于厚，所以论趣而不落于小慧。前者与七子不同，后者又与公安不同。这是他们所以双管齐下之故。然而要到此境地，却是难得。

锺氏于《与高孩之观察书》云：

诗至于厚而无馀事矣。然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厚出于灵，而灵者不即能厚。尝谓古人诗有两派难入手处。有如元气大化，声臭已绝，此以平而厚者也，《古诗十九首》、苏、李是也。有如高严浚壑，岸壁无阶，此以险而厚者也，汉《郊祀》、《铙》、《鼓》，魏武帝乐府是也。非不灵也，厚之极，灵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灵心，方可读书养气以求其厚。（《隐秀轩文往集》书牍一）

此即厚出于灵之说。他不是不知诗中有厚的境界，乃是知而未蹈，期而未至。厚必出于灵心，所以不欲摹拟古人之诗。而古人诗中有此境界，他也未尝不知，只苦于无入手处耳。沧浪所谓无迹可求，殆即谓此。有迹便有痕矣，有痕便有入手处矣。锺、谭论古人之诗，到这些地方，便觉言语道断。欲在一字一句上求其灵心竟不可得，竟不可能；然而古人之诗又不是没有灵心的。“非不灵也，厚之极，灵不足以言之也。”所以知其灵更须知其厚，学其厚尤贵学其灵。

锺氏于《东坡文选序》云：

今之选东坡文者多矣，不察其本末，漫然以趣之一字尽之。故读其序、记、论、策、奏、议，则勉卒业而恐卧。及其小牍小文，则捐寝食徇之。以李温陵心眼未免此累，况其下此者乎？夫文之于趣，无之而无之者也。譬之人，趣其所以生也，趣死则死。人之能知觉运动以生者，趣所为也。能知觉运动以生，而为圣贤、为豪杰者，非尽趣所为也。故趣者止于其足以生而已。今取其止于足以生者，以尽东坡之文可乎哉！（《隐秀轩文昃集》序一）

此又灵归于厚之说。有灵则有趣，然而趣止于其足以生而已！为圣贤为豪杰非尽趣之所为。所以察其本末，则学问胆识便不是趣之一字足以尽之。若使仅仅以趣为主，便落于小智小慧，难成大方家数。为人不可以小聪明小机趣自限，为诗又何可以性灵自限。此所以灵又必归于厚。知灵归于厚之说，则知竟陵作风，未可便以小品目之了。古人诗之所以难于入手，即在这上面；锺、谭诗之所以为人诟病，又因为不曾做到这一层。锺、谭之所能说明者，仅于一字一句上探求古人之性灵而已；锺、谭之所能做到者，又只于一字一句上表现自己之性灵而已。然而，即此便是机锋，便是痕。落了机锋，落了痕，便不会归于厚。他们尽管见得到，无奈他们不易做得到。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诗文气运不能不代趋而下，而作诗者之意兴虑无不代求其高”，此种情形，锺氏原是深深知道的。我们现在论竟陵之诗与其诗论，也不可不注意这一点；否则，不会得到公允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