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郎论诗：韵与趣的重要性

“今人虽讥讪得，却是废他不得”，这即是雷思霈所谓“言人所不敢言”，也即是袁小修所谓“为宇宙间开拓多少心胸”。易言之，实即是李卓吾所谓“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然而此中自有分际。有心中了了而举似不得者，借妙笔妙舌以达之，此则所谓言人之所欲言。有不可摹之境与难写之情，而能片言释之或数千言描写之，此则所谓言人之所不能言。有人所不经道之语，一经拈出，推翻千古公案，此则所谓言人之所不敢言。然而中郎于此，只限文学方面。他在文学上开辟许多法门，创造许多境界，而不是在思想上建立许多新奇可怪之论。这是与李卓吾的不同处。因此，中郎之所谓真与变，不能离韵与趣。

中郎之《叙陈正甫会心集》云：

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于是有辨说书画，涉猎古董以为清；寄意玄虚，脱迹尘纷以为远，又其下则有如苏州之烧香煮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关神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逾于此时者。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山林之人，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故虽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肖之近趣也，以无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为酒肉，或为声伎，率心而行，无所忌惮，自以为绝望于世，故举世非笑之不顾也。此又一趣也。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袁中郎全集》一）

又其《寿存参张公七十序》云：

山有色，岚是也；水有文，波是也；学道有致，韵是也。山无岚则枯，水无波则腐，学道无韵则老学究而已。昔夫子之贤回也，以乐；而其与会点也，以童冠咏歌。夫乐与咏歌，固学道人之波澜色泽也。江左之士，喜为任达，而至今谈名理者，必宗之。俗儒不知，叱为放诞，而一一绳之以理，于是高明玄旷、清虚淡达者，一切皆归之二氏，而所谓腐滥纤啬、卑滞局局者，尽取为吾儒之受用。吾不知诸儒何所师承，而冒焉以为孔氏之学脉也。且夫任达不足以持世，是安石之谈笑，不足以静江表也；旷逸不足以出世，是白、苏之风流，不足以谈物外也。大都士之有韵者理必入微；而理又不可以得韵。故叫跳反掷者，稚子之韵也；嬉笑怒骂者，醉人之韵也。醉者无心，稚子亦无心。无心故理无所托，而自然之韵出焉。由斯以观，理者是非之窟宅，而韵者大解脱之场也。（《袁中郎全集》二）

此即李卓吾《童心说》之意。童心易失，韵趣难求，所以他以为“世情当出不当入，尘缘当解不当结，人我胜负心当退不当进”（《袁中郎全集》二十四，《答李元善》）。这样，或者还庶几保存童心于万一。而即因此种关系，造成了中郎的生活态度，形成为中郎的诗文风格。所谓名士风流，便是如此。袁小修《南北游诗序》云：“夫名士者固皆有过人之才，能以文章不朽者也。然使其骨不劲而趣不深，则虽才不足取。”（《珂雪斋文集》一）他们论文如此，论人也如此。

为人尚真，真而后有韵与趣。中郎为人当然“率心而行，无所忌惮，然而雅俗之见，又时萦绕于中郎胸际”。所以“有身如梏，有心如棘”固为中郎之所不喜，而“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却也是中郎之所难为。无已，欲求其所谓不失赤子，求其所谓能婴儿，只有如山林之人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为最近于趣了。“叫跳反掷者，稚子之韵也；嬉笑怒骂者，醉人之韵也。”事实上已为成人，不能返老为童；事实上清醒白醒，又不能无端嬉笑怒骂。于是觉得只有旷逸任达，为差近于稚子醉人。何以故？因为都是无心故。物的方面，遁迹山林，庶不为闻见知识所缚；心的方面，放诞风流绝无挂碍，自然也有波澜色泽。这是他所谓“世情当出不当入，尘缘当解不当结”的理由。在此种关系上造成了中郎的生活态度。

为文为学也尚真。“学道无韵，则老学究而已”，“理者是非之窟宅，而韵者大解脱之场也”，所以他也要同李卓吾一样，所言者是本于童心自出之言，而不欲闻见道理之言。本于童心，是真也，然能不为读书识理所障，那便是大解脱了。他在《行素园存稿引》中说：(www.xing528.com)

物之传者必以质。文之不传，非曰不工，质不至也。树之不实，非无花叶也，人之不泽，非无肤发也，文章亦尔。……古之为文者，刊华而求质，敝精神而学之，唯恐真之不极也。博学而详说，吾已大其蓄矣，然犹未能会诸心也；久而胸中涣然，若有所释焉，如醉之忽醒，而涨水之思决也。虽然，试诸手犹若掣也，一变而去辞，再变而去理，三变而吾为文之意忽尽，如水之极于淡，而芭蕉之极于空，机境偶触，文忽生焉。风高响作，月动影随，天下翕然而文之，而古之人不自以为文也，曰是质之至焉者矣。大都入之愈深，则其言愈质，言之愈质，则其传愈远。夫质犹面也，以为不华而饰之朱粉，妍者必减，媸者必增也。（《袁中郎全集》三）

此文自状其作文步骤，学文经历，颇与昌黎《答李翊书》、老泉《上欧阳内翰书》相类。博学而详说，以大其蓄，反求诸心，以归于约，如醉之忽醒，如涨水之思决，这即是所谓真；然而未也，必待一变而去辞，再变而去理，三变而吾为文之意忽尽，然后机境偶触而文生焉：这即是所谓韵，所谓解脱。必待层层剥落而后所谓真者乃益显。直到“吾为文之意忽尽”，即是上文所谓“无心”。“无心故理无所托，而自然之韵出焉”，所以我说“中郎之所谓真与变，不能离韵与趣”。在此种关系上，又形成了中郎的诗文风格。

文到无心，而韵自生，而趣自出。所以中郎论诗又以淡为标的。其《呙氏家绳集序》云：

苏子瞻酷嗜陶令诗，贵其淡而适也。凡物酿之得甘，炙之得苦，惟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浓者不复薄，甘者不复辛，唯淡也无不可造；无不可造，是文之真变态也。风值水而漪生，日薄山而岚出，虽有顾、吴，不能设色也，淡之至也。元亮以之。东野、长江，欲以人力取淡，刻露之极，遂成寒瘦。香山之率也，玉局之放也，而一累于理，一累于学，故皆望岫焉而却，其才非不至也，非淡之本色也。（《袁中郎全集》一）

照这样讲，累于理则趣薄，累于学则韵减，都不成为淡之本色，所以比陶令诗总隔一尘。必须如“风值水而漪生，日薄山而岚出”，自然成文，是淡之至，也即是韵之至。文之愈淡者是文之真性灵，以其“不可造”；同时也即是文之真变态，以其“无不可造”。所以由真与变言固可讲到韵与趣，而由韵与趣言也可合到真与变。

当时与中郎同调者有江盈科，字进之，桃源人。有《雪涛阁集》，未见。今《说郛》中有《雪涛诗评》。其论诗也，重在真与趣。如云：“求真诗于七子中，如谢茂秦者，所谓人弃我取者也。”即因茂秦论诗原带性灵倾向。如云：“诗本性情者系真诗，则一读其诗而其人性情入眼便见。……惟剿袭掇拾麋蒙虎皮，莫可方物。”此即尚真之说。如称唐伯虎诗有天趣，此即尚趣之说。如云：“凡为诗者系真诗，虽不尽佳，亦必有趣。若出于假者，必不佳，即佳亦自无趣。”此又真与趣有关之说。江氏论诗，虽仅一鳞一爪，然宗旨自见。时人以袁、江并称，而中郎亦极推称之，良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