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郎论变与真：中国文学批评史

中郎论变似有二义：一是同体的变，一是异体的变。同体的变，是风格的变；异体的变，是体制的变。《时文叙》云：“才江之僻也，长吉之幽也，《锦瑟》之荡也，丁卯之丽也，非独其才然也，体不更则目不艳，虽李、杜复生，其道不得不出于此也，时为之也。”此即指风格之变而言。由风格言，于同一体制之中正以独创为奇。《雪涛阁集序》云：“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骚》之不袭《雅》也，《雅》之体穷于怨，不《骚》不足以寄也。后人有拟而为之者，终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骚》于《骚》之中也。至苏、李述别及十九等篇，骚之音节体致皆变矣，然不谓之真骚不可也。”（《袁中郎全集》一）此又指体制之变而言。由体制言，于同一情调之中又以不袭迹貌为高。前者是同体的变，后者是异体的变，这是他所谓变。无论是同体或异体的变，要之都是艺术技巧上的进步。既是进步，所以不必摹古。他《与丘长孺尺牍》中说：

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选》病唐，不汉魏病《选》，不《三百篇》病汉，不结绳鸟迹病《三百篇》耶？果尔，反不如一张白纸。诗灯一派，扫土而尽矣。夫诗之气一代减一代，故古也厚，今也薄。诗之奇、之妙、之工、之无所不极，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袁中郎全集》二十一）

他《与江进之尺牍》中又说：

近日读古今名人诸赋，始知苏子瞻、欧阳永叔辈，见识真不可及。夫物始繁者终必简，始晦者终必明，始乱者终必整，始艰者终必流丽痛快。其繁也、晦也、乱也、艰也，文之始也。……其简也、明也、整也、流丽痛快也，文之变也。夫岂不能为繁、为乱、为艰、为晦，然已简安用繁，已整安用乱，已明安用晦，已流丽痛快安用聱牙之语、艰深之辞。譬如《周书》，《大诰》、《多方》等篇，古之告示也，今尚可作告示不？《毛诗》《郑》、《卫》等风，古之淫词媟语也，今之所唱《银柳系》、《挂针儿》之类，可一字相袭不？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张、左之赋，稍异扬、马，至江淹、庾信诸人，抑又异矣。唐赋最明白简易，至苏子瞻直文耳。然赋体日变，赋心益工，古不可优，后不可劣；若使今日执笔，机轴尤为不同。何也？人事物态有时而更，乡语方言有时而易，事今日之事，则亦文今日之文而已矣。（《袁中郎全集》二十二）

他是这样本于历史的演变以反抗当时之复古潮流的。因此，他对于初、盛、中、晚之说，又有特殊的见解。

今代为诗者，类出于制举之馀，不则其才之不逮，逃于诗以自文其陋者，故其诗多不工。而时文乃童而习之，萃天下之精神，注之一的，故文之变态，常百倍于诗。……夫王、瞿者，时艺之沈、宋也。至太仓而盛。邓、冯则王、岑也。变而为家太史，是为钱、刘之初。至金陵而人巧始极，遂有晚音。晚而文之态不可胜穷矣。公琰为诗、为举子业，取之初以逸其气，取之盛以老其格，取之中以畅其情，取之晚以刻其思，富有而新之，无不合也。（《袁中郎全集》一，《郝公琰诗叙》）

梁任公之《清代学术概论》谓：“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乃不谓袁中郎之论初、盛、中、晚正有些同此见解。

他何以要这样重在变呢？盖即所以存其真。“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此乃所以存其时之真。“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此又所以存其人之真。“唐自有诗也，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钱、刘下迨元、白、卢、郑各自有诗也，不必李、杜也。赵宋亦然，陈、欧、苏、黄诸人有一字袭唐者乎？又有一字相袭者乎？”（见《与丘长孺尺牍》）所以必变才能见其真。因此，他不反对复古，而反对赝古，反对以剿袭为复古，其《雪涛阁集序》云：

夫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矫六朝骈丽饤饾之习者，以流丽胜。饤饾者固流丽之因也，然其过在轻纤。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已阔矣，又因阔而生莽；是故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已实矣，又因实而生俚；是故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然奇则其境必狭，而僻则务为不根以相胜，故诗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人徒见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浓，而浓实因于淡，然其敝至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诗之弊又有不可胜言者矣。近代文人，始为复古之说以胜之。夫复古是已！然至以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有才者诎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无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语，帮凑成诗。智者牵于习，而愚者乐其易。一唱亿和，优人驱从，共谈雅道。吁！诗至此，抑可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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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的复古，以复古为变，是他所赞同的；雷同的复古，以复古为袭，是他所反对的。变则有其真，袭则亡其真，所以他师心而不师法。法，是格调派喊出的口号；心，是公安派宣传的旗帜。其分野在是。于是他说：

诗道之秽未有如今日者。其高者为格套所缚，如杀翮之鸟，欲飞不得；而其卑者剽窃影响，若老妪之傅粉。其能独抒己见，信心而言，寄口于腕者，余所见盖无几也。（《袁中郎全集》一，《叙梅子马王程稿》）

善画者师物不师人，善学者师心不师道，善为诗者师森罗万像，不师先辈。法李唐者，岂谓其机格与字句哉！法其不为汉，不为魏，不为六朝之心而已，是真法者也。是故减灶背水之法，迹而败，未若反而胜也。夫反，所以迹也。今之作者，见人一语肖物，目为新诗，取古人一二浮滥之语，句规而字矩之，谬谓复古。是迹其法，不迹其胜者也，败之道也。嗟夫！是犹呼傅粉抹墨之人，而直谓之蔡中郎，岂不悖哉？（《袁中郎全集》一，《叙竹林集》）

格调派，本于沧浪所谓第一义之悟而欲取法乎上，本也有他们理论上的根据；不过在公安派看来，知正更须知变，无所谓第一义与第二义的分别。盖一是文学家评选的眼光，一是文学史家论流变的眼光。一则所取的标准严，一则所取的标准宽，所以各不相同。因此，格调派讲优劣，而公安派不讲优劣。其《叙小修诗》云：

……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袁中郎全集》一）

中郎便不肯立一标准的格，所以要各极其变，各穷其趣，于是佳处固可称，疵处亦有可取。何则？以其变也。以其变而能存其真也。

一方面，固然是变而后能存其真；反过来说，亦惟真而后能尽其变。何则？翻尽窠臼，自出手眼，是真也，而亦变也。所以他说：“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所以他说：“若只同寻常人一般知见，一般度日，众人所趋者，我亦趋之，如蝇之逐羶，即此便是小人行径矣。”（均见《袁中郎全集》二十四，《答李元善》）正因新奇变态都须从自己胸中流出，所以随波逐流，亦步亦趋者，不能真，也便不能变。雷思霈之序中郎《潇碧堂集》，谓“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强笑者不欢，强合者不亲。夫惟有真人而后有真言。真者识地绝高，才情既富，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此即是所谓由真而尽变之意。此意，在中郎《与张幼于尺牍》中说得更痛快。

至于诗，则不肖聊戏笔耳。信心而出，信口而谈，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昔老子欲死圣人，庄生讥毁孔子，然至今其书不废。荀卿言性恶，亦得与孟子同传。何者？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今人虽讥讪得，却是废他不得。不然，粪里嚼查，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在而不计哉！不肖恶之深，所以立言亦自有矫枉之过。公谓仆诗亦似唐人，此言极是。然要之幼于所取者，皆仆似唐之诗，非仆得意诗也。夫其似唐者见取，则其不取者断断乎非唐诗可知。既非唐诗，安得不谓中郎自有之诗，又安得以幼于之不取，保中郎之不自得意耶？仆求自得而已，他则何敢知。（《袁中郎全集》二十二）

他是要顶天立地见从己出的，所以愈真亦愈变，愈变亦愈奇。中郎诗云：“莫把古人来比我，同床各梦不相干。”（《袁中郎全集》三十八，《舟居诗》之七）真到极点，亦即变到极点，奇到极点。“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见《叙小修诗》）这即是所谓“今人虽讥讪得，却是废他不得”。惟其不讲优劣，所以讥讪得；惟其真，所以废他不得。